央行副行長范一飛:歡迎國內外有實力支付機構入場

6月4日消息,昨日下午,《中國支付清算髮展報告(2019)》發布暨支付科技服務實體經濟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在致辭中表示,堅定支付產業發展信心。在對外開放中,也真誠歡迎國內外有實力的機構入場提供支付服務。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國內的第三方支付行業嚴格遵循牌照入場制,而早在2015年,央行就關閉了支付牌照審批的大門,當時央行發布公告稱,將堅持“總量控制、結構優化、提高質量、有序發展”的原則,一段時期內原則上不再批設新機構。截至目前,央行已經註銷了多達30張支付牌照。

有觀點認為,隨着監管趨嚴,第三方支付行業野蠻生長階段結束,行業已經步入了合規有序發展的健康軌道。因此,支付牌照審批重新開閘已經到了合適的時間點。

據《電商報》了解,在此之前,包括World First以及PayPal在內,均曾向央行提出了支付牌照申請,表露出進軍中國支付市場的興趣。中國區商戶業務部總經理陸六六在去年8月時曾對媒體表示,“對於申請支付牌照,我們有很大的決心。”

目前來看,央行副行長的這番話是否意味着支付牌照審批的大門即將重新開啟,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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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宇晨:價值投資和加密貨幣不衝突 午宴將改變巴菲特偏見

天價拍下巴菲特午餐,幣圈名人孫宇晨迎來屬於自己的高光時刻。6月3日凌晨,孫宇晨公開宣布,他以破紀錄4567888美元(約為人民幣3153萬元)成功拍下沃倫巴菲特20周年慈善午宴,這一競拍金額為20年來最高紀錄。

6月3日中午,孫宇晨獨家對話騰訊新聞《一線》,他透露早在2018年即產生競拍巴菲特午宴的想法,彼時巴菲特公開表示比特幣是個笑話。

“我一直以來都是巴菲特價值投資的信仰者,也通過價值投資在股市賺到了第一桶金,同時我也是加密貨幣的信仰者,兩者是可以統一的。”孫宇晨將巴菲特之所以不看好比特幣和加密貨幣的原因歸結為“他沒有找到正確了解加密貨幣的人”,而他希望通過競拍午宴,為巴菲特介紹比特幣誕生至今10年來加密貨幣行業的變化,並變成巴菲特在區塊鏈領域最好的朋友。

他把巴菲特視作“古典投資者”,這些人群投資風格偏好現金流穩定、商業模式穩定的企業,而對於新興領域的企業則往往不看好。他例舉稱,巴菲特所在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在過去多年間一直不看好互聯網產業,也因此錯過了包括亞馬遜、谷歌等在內的互聯網巨頭成長帶來的紅利。“但是他在去年的股東大會上對錯過這個機會表示可惜,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想法是可以改變的……我覺得我能夠說服他,改變他對區塊鏈行業的偏見。”

孫宇晨透露,6月1日競拍最終價格有些超出了他此前的預期。“根據過往幾年的競拍記錄,我覺得會是在350萬美元,但競拍那天有個人跟我杠上了,我第一次出價后他一直在網上抬高,所以最後我拍下的價格,成了創紀錄的4567888美元,数字還是挺吉利的。”

但在看到眾多媒體對此事報道后,孫宇晨否認了通過競拍巴菲特午宴達成營銷的目的。對於赴宴人選,孫宇晨表示因為消息剛剛宣布,還沒有確定名單。但他希望能夠帶領區塊鏈領域各細分行業的專家領袖一起面見巴菲特,“比如礦機生產商,交易所和項目方,項目方最好有pow跟pos不同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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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消金公司2018年財報解讀:資產擴張放緩 業績分化顯著

6月3日,基於23家持牌消費金融公司中20家公開披露的財報數據,融360大數據研究院發布2018年持牌消費金融公司財報數據透視報告。報告指出,2018年多數消費金融公司雖然實現了資產規模的擴張,以及營業收入的快速增長,但相較2017年,擴張速度有所放緩。

在18家披露凈利潤的消費金融公司中,17家盈利的持牌消金公司總凈利潤53.46億元,僅一家虧損,但凈利潤超10億元的消金公司僅剩兩家,70%的消金公司凈利潤低於2億元,業績分化顯現。

擴張放緩

可統計數據显示,頭部平台資產增速明顯放緩,而一些規模較小的平台仍為高增長。

消費金融公司資產規模超過百億元的共6家,分別為捷信、招聯、馬上、中銀、中郵、興業消費金融。而早在2010年成立的北銀消費金融,2015年就已實現了214億元的資產規模,但2018年末總資產僅剩40億元,三年時間資產規模縮水81.52%。

除去2018年未披露總資產的公司,在已披露總資產的公司中有9家消費金融公司的總資產在100億元以下。除了四川錦程為2010年第一批成立的消費金融公司,其他均為2014年以後成立的。

從總資產同比增速來看,2018年資產高增速主要集中在百億元以下規模的公司,其中哈銀、尚誠和杭銀的增速位列前三,分別為1318%、594%、435.69%

融360大數據研究院研究員楊慧敏表示,可以看出,與2017年的規模成倍增長相比,2018年尤其是頭部消費金融公司的資產增速明顯放緩,僅剩幾家基數較小的平台實現了高增長。

2018年消金公司的資產增長仍在繼續,但由於資本充足率(總資本/風險加權資產)的監管要求,消費金融公司的資本充足率要求不低於10%,若不及時補足資本,則會限制規模的進一步擴大。

據統計,資本與資產比率(總資本/資產)在10%以下的消費金融公司共9家,超過10%的僅6家(注:還有8家未披露相關數據),排名最後三名的為杭銀、招聯和中銀,資本與資產比率分別為5.59%、5.18%和2.45%,三家面臨較大的補充資本金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招聯消費金融在2018年12月宣布增資至48.59億元,目前暫未得到銀保監會批複。中銀消費金融早在2018年4月就宣布增資至43.89億元,但時隔一年,仍並未實現增資。

分化顯著

從18家披露凈利潤的消費金融公司看,僅幸福消費金融一家為虧損狀態,凈虧損0.13億元,其他17家均實現盈利。

在凈利潤增速方面,披露數據显示,行業凈利潤依然保持高速增長。在披露數據的15家消金公司中,7家凈利潤增幅超100%。其中凈利潤增速最高的為海爾消費金融,同比增長252.29%。

不過,楊慧敏表示,相比2017年馬上消費金融凈利潤高達88倍的增長幅度,2018年消費金融公司的凈利潤增速有所放緩。

2018年消費金融公司凈利潤在10億元以上的有捷信、招聯兩家,馬上消費金融以8.01億元位居第三。而此前凈利潤超10億元的中銀消費金融,以5.59億元的凈利潤屈居第四位,同比增速下降59.27%。2018年凈利潤負增長的還有華融消費金融和蘇寧消費金融,分別同比下降88.2%和76.94%。3家凈利潤負增長的公司為兩家產業系、一家銀行系。

至於負增長的原因,楊慧敏認為,除了華融消費金融是由於華融系前董事長落馬的影響居多,其他兩家主要受外部監管環境的影響,運營成本和風控成本增加,導致盈利空間被壓縮。

此外,2018年營業收入凈利率(凈利潤和營業收入的比值,可大概反應消費金融公司的盈利能力)在20%以上的有四川錦程、晉商和興業3家消費金融公司。四川錦程和晉商的營業收入較小,興業消費金融屬於頭部平台里的高盈利公司,且其凈利潤猛增145%。

對此,楊慧敏表示,可見2018年興業消費金融屬於業績較好的消費金融公司。主要得益於其線上現金貸的發展,但未來現金貸的風險暴露仍需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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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市場四強爭霸 各有各的難題

2018年是金融科技的變革之年,隨着金融強監管和互聯網流量紅利日漸被瓜分,ToB業務已然成為金融科技公司爭奪的下一個風口,金融科技市場新進的玩家越來越多, “四強爭霸”格局初步形成。

建信金科、民生科技等由傳統銀行科技部門在人員編製限制或支撐業務發展等多重因素下獨立進行科技輸出;神州信息、長亮科技、宇信科技、信雅達等一批長期服務於銀行、有一定業務積澱和客戶資源的傳統IT服務商佔領固有陣地。螞蟻金服、京東金融、騰訊金融科技、度小滿金融等互聯網巨頭在“去金融化”的要求下強勢介入;第四範式、百融雲創、同盾科技等一大批專註於風控、營銷、反欺詐等環節的原生型金融科技公司整合新興數據與技術“跑步”入場。

從銀行的角度來看,四類服務商之間的差異點有哪些?誰將會成為服務銀行的 “最強王者”?億歐金融就上述問題採訪了行業相關人士,刻畫出四類技術服務商的市場畫像。

傳統銀行IT廠商:大而全的“百貨商場”

以神州信息、長亮科技、宇信科技、科藍軟件、南天信息、信雅達等為代表的傳統銀行IT廠商最早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為銀行提供科技服務,深耕中國銀行業信息化建設多年,底蘊比較深厚;公司中有大量高管出身於銀行,對銀行業務的理解比較深;服務內容比較全面,從前端的渠道建設如網銀、手機銀行,到中間的各種移動產品和技術平台,如核心業務系統、中間業務系統、微服務平台、ESB平台,再到後端的數據類系統、監管報送、風險管理系統等,提供全方位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因為深耕銀行業近30年,這些廠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項目實施和團隊管理體系;此外,在價格方面,充分市場化,是中小銀行承受得起的技術和人力報價。

但當前傳統銀行IT廠商正面臨着強烈的市場衝擊。隨着普惠金融訴求的擴大化、政策向小微金融、農村金融傾斜的力度加大,銀行希望通過降低獲客成本、風控成本、運營成本,提高效率同時提升用戶體驗,來覆蓋中小微企業和更廣泛的消費者,因而對於智能決策、智能營銷、智能風控、智能運營、智能客服等新興技術的應用需求爆發。傳統銀行IT廠商由於無法提供這些細分領域的新興技術服務,正面臨被洗牌的危機。

傳統銀行IT廠商的服務形式以項目制和人員服務為主,由於提供的解決方案比較多,相應的項目運營成本和人員管理成本比較高,在進行轉型時,組織架構和人員都是包袱,“轉身比較難”。這些公司多為上市公司,如果在創新技術和創新業務上投入更多的精力,部分IT廠商需要拋棄以往低端的人員外包服務,同時短期內上市公司在營收上也會相應下降,傳統銀行IT廠商正處於“變與不變”的十字路口,能否犧牲短期的營收、拋掉過往的“成就”來獲得未來的轉型考驗着IT服務商的魄力與定力。

銀行系金融科技公司—背景強大的“旗艦店

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脫胎於母行,在經歷了电子化、数字化發展階段之後,銀行迎來了開放融合、走向場景的新階段,銀行自身的技術沉澱,可以向同業、銀行上下游的合作夥伴以及銀行所服務的客戶進行產品化輸出。

業內人士表示,依託於母行豐富的業務資源、強大品牌溢價優勢和信用背書能力,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很容易獲取銀行客戶訂單。

但在產品適配、服務理念、人力資源供給等多方面,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都面臨難題。

在產品方面,目前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的銀行都是頭部大行,這些子公司依託於母行的一整套系統向外進行技術輸出,雖然系統比較成熟,但不是市場化的產品體系,可以適配不同銀行的差異化需求,由於產品與母行的技術架構和業務架構密切相關,在將業務系統輸出給中小銀行時,需要經過大量改造和市場化重新封裝。

在服務理念上,銀行系金融科技公司的技術人員來自於銀行體制內,甲方心態比較嚴重,很難在短期內建立起市場化的服務響應機制和溝通管理機制。

在人力供給上,銀行系科技公司的人力缺口很大。銀行系科技公司雖然有一定的技術人才,但都是體制內的,人才招聘、晉陞、保留與市場化的人力資源體系有很大的差異;甚至有業內人士表示,非市場化的人力供給和人力資源體系是當前銀行系金融科技公司技術輸出時最大的挑戰。人力資源緊缺直接映射在服務價格上,據億歐金融了解,銀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人力單價是傳統銀行IT廠商的5-7倍。

此外,目前大部分銀行系金融科技公司以服務母行為主,這種背景下,向比母行體量較小的銀行輸出解決方案時,如果母行在某個具體的細分領域或地域與輸出銀行有競爭,中小銀行客戶還會考慮同業競爭的問題。

互聯網巨頭:走在市場前列的“奢侈品店”

在金融強監管的背景下,以螞蟻金服、京東數科為代表互聯網巨頭從2018年開始強調“去金融化”,對外進行科技輸出。相比於銀行,互聯網巨頭大多不具備資金端和資產端產品的設計能力,即便具備這種能力,也沒有海量的資本金來進行金融產品運作,因此他們希望通過向銀行賦能、深度介入金融市場。

在優勢方面,依託於服務互聯網用戶的業務與技術經驗,互聯網巨頭在微服務分佈式應用架構、分佈式事務處理、分佈式數據處理等更加考慮互聯網高併發、海量交易、海量客戶數據狀況的技術方面走在市場前列,也推動了中國IT行業的去IOE、國產化進程。

但互聯網巨頭對於銀行業務的理解是最弱的。體現在技術上,互聯網巨頭只做底層基礎技術平台,不做上層具體應用方案。由於沒有銀行業務的背景知識,互聯網巨頭往往需要請金融IT服務商或諮詢公司幫助進行業務規劃和業務諮詢;同時,巨頭們也面臨着技術實施人員緊缺的問題,反映在價格上,BATJ的人力成本甚至高出銀行系金融科技公司。億歐金融從內部人士獲悉,螞蟻金服的BPaaS平台向某農商行報價時,人力的實施成本是30萬/人。簡而言之,互聯網巨頭有非常強的技術優勢,但對銀行業務理解不深入,只能提供技術平台類產品,同時,技術人員匱乏,項目實施能力和管理能力很弱,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價格很高。

原生型金融科技科技公司:小而美的“精品店”

原生型金融科技科技公司很多都是從移動互聯網發展中衍生過來的,看到了銀行数字化轉型過程中的機遇,圍繞智能化營銷、智能風控等細分領域進行研發創新、向金融機構進行賦能。

相比於前三類技術服務商,原生型金融科技公司專註於利基市場,市場反應速度很快,技術非常創新,壁壘很高。這類公司往往是在某一個具體技術領域取得突破之後形成自己的產品和服務,比如第四範式圍繞AI在銀行的落地應用,同盾科技圍繞大數據風控輸出風控模型。服務模式上,原生型金融科技公司向銀行輸出業務服務,只需要與銀行進行接口對接,而非輸出技術和產品,幫助銀行搭建一整套系統。

原生型金融科技公司的弱點在於沒有全面的技術和產品體系,產品線相對比較單一,對於銀行而言,其技術是在某個創新點上的積極有效補充,而不是全套的端到端的產品和服務。此外,原生型金融科技公司基本是創業公司,由於技術研發所需的投入非常大,中小公司會為了融資需求或與大行合作的案例背書而犧牲價格,短期內利潤有限,一旦技術的市場認可度下降,這類公司將面臨倒閉風險。

目前來看,傳統系、銀行系、巨頭系、創業系金融科技公司都遠未武裝起無堅不摧的盔甲,金融科技市場格局看似涇渭分明,實則孕育着一場大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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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信息收集規範發布:金融借貸類APP不得強制讀取通訊錄

6月11日消息,近日,全國信息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發布了《網絡安全實踐指南——移動互聯網應用基本業務功能必要信息規範》。相關規定显示,金融借貸類App讀取聯繫人信息時,應允許用戶在金融借貸應用中手動輸入緊急聯繫人信息,而不應強制讀取用戶的通訊錄。

該規範指出,移動互聯網應用個人信息收集活動,需要遵循權責一致、目的明確、最少夠用、選擇同意、公開透明、確保安全等原則。

據《電商報》了解,目前,大多數金融借貸類APP在安裝時均會默認讀取用戶通訊錄,一旦借款人出現逾期,這些平台在催收時便會以“爆通訊錄”,向其親人朋友撥打騷擾電話相威脅,有一些借款人不堪重負,甚至釀成自殺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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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聯上線一鍵綁卡背後的深意

銀行與支付機構之間的互聯互通再進一步。6月10日,北京商報記者從網聯方面了解到,近日,為滿足市場訴求,網聯聯合銀行、支付機構開發上線一鍵綁卡業務功能,中國建設銀行、錢袋寶(美團支付)、支付寶等成為首批落地機構。據了解,該業務功能由銀行發起,用銀行App可以直接一鍵綁定多家支付機構,並且用戶跨機構綁卡操作,無需再一遍遍輸入卡號信息。在分析人士看來,網聯牽手支付機構和銀行上線一鍵綁卡功能是多方共贏的舉措。不僅能夠提升銀行App活躍度、促進支付機構綁卡率提高其用戶黏性,更重要的是能夠方便用戶,提高使用體驗。

銀行為發起方

據了解,網聯的一鍵綁卡業務功能,為支付客戶提供了更加靈活的綁卡簽約方式。該業務功能由銀行作為發起方,通過網聯平台完成與支付機構的信息交互,在安全可靠的條件下,實現客戶身份認證與簽約綁卡。

網聯方面介紹,從具體流程上看,用戶登錄手機銀行App,點擊一鍵綁卡,選擇所要綁定的支付機構;銀行作為業務發起方,通過網聯平台,將客戶簽約信息通過專線傳遞至支付機構;支付機構校驗客戶信息,並將簽約要素在支付機構App頁面向客戶显示,客戶進行確認后,用戶無須輸入姓名、賬號等簽約信息,即能完成簽約。綁卡過程中,用戶信息均加密傳輸,有效保障信息安全。

北京商報記者隨即登錄中國建設銀行App搜索一鍵綁卡點擊進入,目前显示有支付寶和美團兩家支付機構,兩者均在開展相關綁卡獎勵活動。

據了解,在網聯該項功能支持之下,用戶在銀行和支付機構之間進行綁卡操作,無需再一遍遍輸入卡號信息,跨機構綁定銀行卡,成功率更高,用時更短,體驗更好。比如從建行App入口進入,點擊支付寶一鍵綁卡后,可以直接將建行卡的信息同時綁定到支付寶上,另外用戶也可以在建行App上利用支付寶交易、消費。

一位銀行業人士在談及銀行自身需求時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在以往的支付交易環境下,一般是由支付機構作為發起方,銀行作為受理端,而近年來銀行大力推舉自身App業務,在活躍用戶方面有強烈的發起支付業務需求,但礙於沒有落地功能的承接。

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融中心主任薛洪言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一鍵綁卡提高了用戶綁卡體驗,有助於提升銀行卡在支付渠道中的綁卡率。

網聯方面表示,一鍵綁卡對於銀行來說,有助於提高手機銀行App的活躍度,提升綁卡成功率,保障良好的用戶體驗,是銀行提升移動支付競爭力的重要途徑。

誰是贏家

分析人士指出,通過網聯實現一鍵綁卡業務的合規落地,對銀行、支付機構和用戶都有好處,是一個多方共贏的舉措。能夠更好地為銀行客戶和支付機構用戶提供便捷的支付服務,提升綁卡成功率和用戶黏性。

“這件事最大的贏家是客戶,無論從支付機構和銀行端兩端都能發起綁定,非常方便。”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院長董希淼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三方攜手最大的目標是為了方便客戶,於網聯而言,一端連接支付機構、一端連接銀行,能夠充分發揮其作為居間平台的作用,優化行業資源、降低各行的成本、增加整個行業的效率、提高客戶體驗。

從支付機構來看,易觀金融行業資深分析師王蓬博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目前銀行和支付機構之間已經不是對立關係,銀行需要流量和用戶,支付機構可以為其提供一個入口,將第三方支付在銀行平台上聚合起來有利於銀行獲取流量。對於第三方支付來說,現在又到了另一個瓶頸期,有流量但是沒有增值服務,缺少提高用戶黏性的東西,與銀行的合作能滿足一些需求。

前述銀行業人士指出,當下支付機構自身綁卡的成功率和門檻很高,如果銀行端能夠直接進行綁卡,也可以增強支付機構的黏性和使用率。換言之,綁定的銀行越多,用戶使用支付機構的意願就越強烈。

支付寶項目相關負責人表示,網聯上線一鍵綁卡業務功能后,統一了行業標準及規範,增強了業務合規性,同時也有效節約了支付行業各方的連接成本。

開放包容成趨勢

在網聯上線一鍵綁卡功能后,也引發了市場人士對於支付機構和銀行生態互聯互通模式的思考。“支付機構掌握了用戶與場景,已經不必費力自行拓展場景,可以靠生態效應來吸引第三方主動接入,只要牢牢握住用戶,就能在生態鏈中立於優勢地位。”薛洪言如是說。

董希淼指出,如何便利客戶才是未來行業各生態需要探索的方向。互聯互通,開放包容,是整個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業務發展的必然趨勢,誰阻擋這一趨勢,肯定就會在競爭中落敗。“隨着銀行越來越開放,也需要支付機構越來越開放,大家一起努力,藉助網聯共同把客戶服務好,提升效率增加社會的福利,是多方共贏的一件事情。”

據了解,網聯是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立的非銀行支付機構網絡支付清算平台運營機構。在中國人民銀行的指導下,由中國支付清算協會按照市場化方式組織非銀行支付機構以“共建、共有、共享”原則共同參股出資。網聯的核心工作,是為非銀支付機構提供統一支付清算支持,實現非銀機構和商業銀行的一點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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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錢包、壹賬通合併落空?VIE與支付機構,了解一下

今年2月,有傳聞表明平安集團在推動旗下“壹賬通”與“壹錢包”合併事宜。

隨後3月,在中國平安2018年度業績發布會上,聯席CEO陳心穎向媒體表示,金融壹賬通和

金融壹錢包正在推進更加緊密的合作。她認為兩家公司有一些特性可以互補,今年將推動二者間進行更好合作,在積分、支付、商戶甚至海外業務做更好的融合。

到了3月底有境外媒體報道稱中國平安將展開金融壹賬通IPO工作,據最新報道壹賬通將選擇美股上市。於是有觀點認為“壹壹合併”除了出於業務契合考慮,也是做大估值之舉,為上市鋪路。

近日,據21世紀經濟報道消息,金融壹賬通與壹錢包合併已遭到央行否決,原因是反對境內支付機構採用VIE結構。畢竟此前壹賬通已在海外設立VIE,合併就意味着壹錢包要做同樣的事。

啥是VIE?

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y)即“可變利益實體”,國內也稱“協議控制”。指境外上市實體與境內運營實體相分離,境外上市實體不通過股權方式,而通過一系列協議掌握境內運營實體的經營活動和利潤。

姜小林成立了一個叫“A”的門戶網站,經過多年細心打理,業務好棒棒,於是想上市。國內上市當然是首選,但是要求嚴格、審批慢長,急性子的小林只好退而求其次轉向海外IPO。

但性子再急也得按規矩辦事,境內企業間接在境外上市也要得到證監會批准,往大了說這可能涉及“國內資產外流”的問題呢。更要命的是,“A”還屬於“互聯網公眾發布信息服務”產業,該產業躺在國務院《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的“禁止外商投資產業”部分。

這時聰明的會計小陸提出,可以在海外成立一家殼公司“B”作為海外上市主體,再以“B”名義在境內成立外商獨資公司“C”。然後3家公司之間簽訂一堆協議,主要內容當然是關於境內實際運營主體“A”的債務、權益歸屬問題。

左手右手一個慢動作,一頓操作下來,姜小林同學如願上市。這個過程,大概這就是VIE。

VIE模式一般由境外上市主體、境內的外資全資子公司和實際運營的持牌公司(外資受限業務牌照持有者)三部分架構組成。2000年新浪採用VIE登陸納斯達克,是首家採用該架構實現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因此VIE也有“新浪模式”之稱,後來在海外上市的絕大多數中國企業,都採用VIE,網易、搜狐、BAT均無一例外。後續發展中,“新浪模式”又演變出各種模式玩法,從TMT行業擴大到更多領域。

VIE模式註冊公司環節里,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是熱門的海外公司註冊地。在開曼群島註冊公司限制極少,還能申請“豁免繳稅證書”;維京群島經濟主要依靠旅遊業以及金融服務業,政府於1984年還頒布了《國際商業公司法》,吸引外資來此設立離岸公司。

VIE與支付機構

除了複雜的審批流程,VIE架構另一作用還在於規避國內《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對於限制類和禁止類行業外資進入的規定,從而順利完成境外融資。

最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自2017年7月28日起施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5年修訂)》同時廢止,2017年版目錄將限制性措施由2015版93條限制性措施進一步減少到63條,充分表明了我國對外開放是個不斷擴大的過程。不過移動支付網注意到,歷年的指導目錄中,均沒有關於外資開展第三方支付業務相關限制。

隨着我國金融領域不斷開放,支付服務市場也必然迎來全新格局。2018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央行印發《中國人民銀行公告〔2018〕第7號》,明確外商投資支付機構准入和監管政策。

境外機構擬為中國境內主體的境內交易和跨境交易提供电子支付服務的,應具備的條件主要包括:

1、商業存在。境外機構應當在境內設立外商投資企業作為申請支付業務許可的主體。

2、支付業務設施。外商投資支付機構應當在境內擁有安全、規範、能夠獨立完成支付業務處理的業務系統和災備系統。

3、信息存儲要求。外商投資支付機構應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在境內收集和產生的個人信息和金融信息應在境內存儲。

除滿足上述條件,外商投資支付機構還應符合《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規定的資本實力、主要出資人、反洗錢措施等要求。更早前,央行副行長范一飛就已對外透露,對外資銀行從事非銀行支付機構業務,有關方面正在推動《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修訂,明確外商投資非銀行支付機構准入事宜。

在支付服務市場不斷走向開放情況下,平安集團尋求“壹壹合併”,並統一採取VIE結構上市是可能的,畢竟支付機構境外上市已有前例。2018年03月匯付天下赴港上市,成為國內首家上市的支付機構。匯付天下在港上市主體為Huifu Payment Limited,是一家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成立時間是2017年12月21日。下圖簡要說明了VIE結構下境內運營實體對匯付天下的經濟利益流向:

如果文章開頭報道屬實,到涉及到壹錢包的VIE,為什麼就被拒絕了呢?

筆者以為,“壹壹合併”正處於支付服務市場開放新格局的關鍵點,一些管理辦法可能正處於修訂狀態。在這樣一個“打開之上,放手未滿”的混沌階段,監管出於慎重考慮,維持現狀是也許是最好的選擇。

另一方面,也和“壹壹”體量相關。金融壹賬通作為金融產業鏈科技服務平台,目前已服務超過3000家金融機構,於2018年完成A輪融資后,估值達75億美元,成為平安系又一隻閃亮的獨角獸。另一邊,平安集團2018財報显示,壹錢包2018年累計實現交易額5.7萬億元,註冊用戶數超過2億,對外宣稱“國內支付第三極”。倘若合併成功,估值上漲板上釘釘,央行顯然不是個能配合著玩資本遊戲的角色。

當然在後續回應報道中,平安壹賬通方面都是“不予置評”、“不作回應”說辭,真實情況我們也無從考究。

事實上,從新浪開始多年來國家相關部門對企業VIE結構採取默許的態度,但目前並沒有實質性的可操作法律明文規定。商務部在2015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下稱《草案》)及其相關說明中,倒有提及協議控制相關內容。比如若外資通過協議控制介入在《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禁止或限制行業時,將受到處罰。

但是草案不是正式實施的法律,《草案》之後監管對VIE態度幾乎沒變,畢竟過去的時間里,VIE的存在帶動了互聯網企業的發展,讓境內許多創新產業走向國際化。當然確實明文規定,也意味着VIE將繼續面臨的一些政策上的不確定性,這可以說是它的政策風險,“Yes or Not”可能依據當時環境、企業具體情況會有不同結果。

除了政策不確定,VIE另一大問題在於可能出現的控制爭議。

境內實際運營公司和上市主體股本結構存在差異,有可能導致投資人利益不一致,可能引起違約問題。一旦發生違約,境外投資人利益也就可能得不到充分保障。

2011年5月,為了順利取得支付業務許可證,在股東協議沒有達成的情況下,阿里巴巴將支付寶所有權轉讓給馬雲控股的另一家中國內資公司,引發了人們對VIE結構缺陷的廣泛關注。到了同年7月,阿里集團、雅虎、軟銀才就支付寶股權轉讓事件正式簽署協議。整個事件不完美也好,正確也罷,都隨着阿里與2018年2月入股螞蟻金服劃上句號。

在政策、企業控制問題之外,VIE還可能面臨外匯管制、稅務等問題。

最後

與《草案》一脈相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下稱《外商投資法》)於2019年3月15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通過,該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從而取代“外資三法”。值得注意的是,相比2015年的《草案》,《外商投資法》內容從十一章縮到六章,字數少了1萬多,也沒有了對“協議控制”的相關規定。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我國堅定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外商投資的微觀表現。

不急的話,“壹壹合併”計劃可以再等等、再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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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業銀行理財子公司獲批籌建

6月14日消息,昨日晚間,興業銀行發布公告稱,已獲中國銀保監會批複同意籌建興銀理財有限責任公司,籌建工作完成后,該行將按照有關規定和程序向中國銀保監會提出開業申請。

去年8月,興業銀行發布公告表示,擬出資不超過50億元,全資發起設立資產管理子公司——興銀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註冊資本不超過50億元(暫定)。在適當時機,根據業務發展的需要並在監管批準的前提下,興業銀行亦考慮引進有益的戰略投資者。

公開資料显示,截至2018年末,興業銀行理財產品餘額1.82萬億元,在股份制銀行中排名第二,在整個理財市場位居第五。

截至目前,已有32家商業銀行公告發布了設立理財子公司的計劃,包括6家國有銀行、9家股份制銀行、15家城商行、2家農商行。其中,已有9家銀行的理財子公司獲批籌建,包括6家國有大行,以及光大、招行、興業3家股份行。此外,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以及交通銀行的理財子公司已經搶先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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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尼泊爾禁用支付寶、微信支付對正常貿易影響甚微

6月17日消息,近日,央行拉薩中心支行發布公告稱,在尼泊爾宣布禁用(未經官方授權)支付寶、微信支付之後,為了解這一禁令對中尼邊境貿易、商家及邊民帶來的影響,已安排當地銀行進行了實地調查,而調查結果显示,上述禁令對中尼邊境貿易影響甚微。

公告指出,儘管此前微信和支付寶等移動支付手段幾乎覆蓋了吉隆口岸境內全部商家,但使用人群主要為中國居民之間。通過微信和支付寶等工具提取現金需要綁定本人身份證,而非中國籍的居民無法提供相應證件,故暫住在吉隆口岸的非中國籍居民和商戶使用微信和支付寶的頻率本身較少。因此,尼泊爾央行的微信支付禁令對口岸商戶和居民的影響較小。另據吉隆口岸代理報關反應,由於內地出口商和尼泊爾進口商直接通過內地或香港的銀行進行結算,微信支付禁令對進出口貿易沒有影響。此外吉隆口岸的名錄登記企業基本上沒有開展貿易業務,對他們也不存在影響。

因在尼泊爾使用微信和支付寶等移動支付手段的主要群體為中國籍遊客和商家,因此這一禁令的主要影響領域為中國遊客在尼泊爾的支付方式、中國居民的海外代購交易、在尼泊爾開立小商品店和餐館、賓館的中國籍商戶的收款方式。

據《電商報》此前報道,今年5月21日,尼泊爾央行正式宣布,禁止在尼泊爾本國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理由是有大量中國遊客非法使用這些支付應用,交易的資金並未經過尼泊爾的銀行渠道,致使尼泊爾當局無法將中國遊客的消費登記為海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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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科技往事

1

1991年初冬,美國人伊瑟爾·森卓維克,從紐約,經舊金山、香港、天津,一路輾轉到了北京。

那時紐約到北京還沒有直飛。森卓維克在20多年後回憶起這次北京之旅:

「北京機場很小,和我想象中中國首都機場應有的規模相去甚遠。人行派人接機,進京的道路為雙向兩車道,路上幾乎沒有民用車輛。倒是有不少卡車、自行車和驢車。出租車很少。

進京途中,路邊堆着小山高的大白菜。看來正值收穫季節,北京市民少不得要冬儲大白菜。」

森卓維克的身份是紐約聯儲銀行執行副總裁,作為美聯儲代表,接受中國人民銀行的邀請,加入國際顧問專家組(IAP),支持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CNAPS)的開發建設。

CNAPS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項目,為商業銀行之間和商業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之間的支付業務提供資金清算的系統,是中國金融市場的核心支持系統。

在當時,中國的支付系統還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以同城現金交易和低效的跨行異地直面交易為主,異地支付的結算能拖上30天,大筆資金要被凍結待結算。

直到1990年底,整个中國金融系統已安裝的大中型电子計算機僅有130餘台套,小型機及超級微機1600餘台套,ATM不過400餘台——當時美國銀行業ATM總數超過8萬台。

那時候銀行櫃檯大多還處於手工階段,除了算盤和鋼筆,就是成堆的賬本;在券商營業部,堆滿了手工來不及處理的股票交易單據,要等交易所收市后逐筆匯總對賬結算,動輒要忙到午夜。

相形之下,一些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實現了互聯互通的實時結算。諸如美聯儲的實時全額結算系統Fedwire早在1970年就實施了,德國和日本的系統分別於1987年、1988年實施,英國和香港的系統也在1996年實現了落地。

沒有現代化的支付系統,就無法支撐一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也無法真正發揮中央銀行的功能。從80年代末開始,央行着手設計新的支付體系。

與森卓維克一同加入的專家組成員,來自英格蘭銀行、德意志聯邦銀行、日本銀行和香港金管局,他們正是這些國家/地區的現代化實時全額結算系統的設計者和實施者。

專家組的主席是時任央行副行長陳元,背景顯赫的他有着一口流利的英文,成為CNAPS項目中方人員和國際專家之間的紐帶。包括CNAPS在內的中國金融电子化建設,則貫穿了陳元在央行任職的十年,也是他最重要的成就。

1992年,在引入世界銀行的技術和資金援助之後,央行正式啟動CNAPS項目。在90年代,世行每年對中國的援助貸款高達數十億美元。

世行方面負責該項目的是金融發展部高級經理沈聯濤,他在項目啟動不久后赴港,先後出任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香港證監會主席,後來還成了中國銀監會首席顧問。沈聯濤是馬來西亞人,他的父親沈芷人是一名傳奇華商,早年與鄧小平等同批赴法留學。

1994年,央行就CNAPS的建設實施進行國際招標,最終中標方為日本NTT DATA公司,而項目的建設直到1996年才動工。

或許時代變化太快,又或者與NTT DATA的合作成效不及預期,2000年底,央行改變戰略,決定“調整定位、借鑒吸收、完善需求、以我為主,加快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建設”。

此後,大、小額支付系統的項目承接方換成了國內的一家軟件公司,央行清算總中心則派技術人員全程參與,學習掌握支付系統的設計開發方法和經驗。

2002年10月8日,大額支付系統成功建成上線,標志著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時代的來臨;此後清算總中心又相繼建成了小額批量支付系統、全國支票影像交換系統、境內外幣支付系統、电子商業匯票系統、網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統。

它們所構成的中國現代化支付系統,奠定了後來中國移動支付以及金融科技引領全球的基石。

2

當代中國的金融科技建設,不可能繞開央行金電系統。

最早可以追溯到1957年成立的人民銀行核算工廠,其業務是從事全國手工聯行對賬工作。

1970年,核算工廠一度遷至四川省旺蒼縣,直到1975年遷回北京,也是從那一年起,央行在北京、上海等地同時啟動了“全國大中城市銀行核算試驗工程”。

在80年代初,銀行業開始了聯機實時處理的嘗試,最早在上海南京路一條街的6家儲蓄所進行聯網。這一時期,隨着改革開放的到來,來自國外的先進計算機系統和技術,逐漸被大規模引進、吸收和推廣。

1984年,央行將核算工廠改為电子計算中心。

隨着政府機構改革的推進,1988年8月,央行宣布成立中國金融電腦公司,獨立經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主要任務是從事人民銀行电子化項目的規劃、建設、管理、協調工作。

建立現代化的支付系統,需要依託現代化的通信網絡,指望地面通信線路解決金融系統的全國聯網問題並不現實。1989年5月,中央批准人民銀行建設中國金融衛星專用網。

這一任務落在了1990年5月成立的央行清算總中心肩上,同時推進的還有电子聯行系統。

全國金融衛星網以北京沙河為主站,在全國各地建設小站。如今的清算總中心主任貝勁松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

「當時主站周圍都是農田,交通很不便利,需步行3公里才能搭乘公交車到城裡。由於時間緊、任務重,大家只能在沙河單位食堂用餐,睡在集體宿舍。

建設衛星小站的任務更加艱巨,建站技術人員要轉戰全國各地,不分春夏寒暑,拿着羅盤、帶着頻譜儀,到達目的地后馬上架天線、找衛星、調試室內單元,效率最高時一天可建一個衛星小站。」

1990年6月,央行將中國金融電腦公司正式更名為中國金融电子化公司,金電公司由此而來,原电子計算中心則被成建制併入。

金電公司獨攬全局的情形沒有存在多久。1991年,央行決定成立科技司,剝離金電公司的政府職能;之後又將清算總中心剝離出去。

從此,金電公司主要承擔电子化項目建設與實施、电子化資金管理等職能;清算總中心則專門負責支付清算系統的建設、運行、維護和管理。

科技司最初的名字是金融科技司,籌備組負責人叫印甫盛,他還是首任清算總中心主任,此前則擔任金電公司總經理助理。

印甫盛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早年曾在遼寧省朝陽柴油機廠做技術員。他在1984年參與創辦了四通公司——中國最早的民營科技公司,也是新浪網(四通利方)的源頭。

1992年,在央行金融科技司的努力下,金融科技進步獎被納入國家科技進步獎系列;當年10月,金融科技司召開了中國金融科學技術委員會成立大會。

在太平洋對岸,1992年,美國參議員阿爾·戈爾提出信息高速公路法案;1993年9月,克林頓就任美國總統后不久,正式推出跨世紀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工程計劃,俗稱為“信息高速公路”戰略。

中國決策層同樣對新興技術表現出了極高的重視度。1993年6月1日,最高領導人來到央行清算總中心進行實地考察調研,並發表了《實現金融管理电子化》的重要講話。

幾天之後,剛剛掛牌重組的电子工業部召開全國电子工業電視電話會議,提出在全國組織實施涉及國民經濟信息化的金橋、金卡和金關工程,即“三金工程”。

金卡工程是一場涉及各類卡基應用的社會信息系統工程,大大推動了中國銀行卡的聯網通用,併為後來銀聯的誕生鋪平了道路。

1994年4月,一條帶寬64K的國際專線,宣告中國成為第77個全功能接入互聯網的國家。次年,中國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瀛海威誕生了。

3

當央行金電系統以北京為大本營披荊斬棘之時,在改革開放最前沿的廣東,同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金融科技熱潮。

我們將時間拉回到1993年初,剛剛履新招行副行長不久的萬建華,有一天飯後散步,在蛇口商業大街看到了一台當時還很罕見的ATM,卻驚奇地發現ATM显示屏上矇著厚重的灰塵,銀行卡插卡口則掛着零星的蛛絲。

這一幕給萬建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2013年出版的《金融e時代》一書中寫道:

「它獨立一隅,基本上淪為一個尷尬的擺設。作為銀行管理人員,我們在心裏也打了一個很大的問號——究竟會有多少人使用這個“自動”的“取錢機器”呢?」

在創辦銀聯之前,萬建華在招行工作了8年,是招行早期金融科技戰略的主要推動者。

萬建華與招行的緣分頗深。1986年,還在央行任職的萬建華,抱着金融改革的熱情,提議並參與推動了招商銀行的組建。1993年初,萬建華從澳大利亞留學歸來,接受招行首任行長王世楨的邀請出任副行長,此後升任常務副行長。

那會招行還只是一家地方小銀行,對科技卻有着非比尋常的重視。

一個被老招行人津津樂道的細節是,創立初期的招行經費有限,辦公樓都是租借的,卻不惜重金建起了規模可觀的培訓中心和電腦中心。

也就是從1993年開始,在王世楨、萬建華等人的帶領下,招行踏上了快速崛起之路,並在中國金融科技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1995年,招行提出“科技興行”戰略,並率先推出了集本外幣、定期活期、多儲種、多幣種、多功能服務於一身的“一卡通”。

1999年,招行啟動了國內第一個網上銀行體系“一網通”,全國所有分行同時推出了網上個人銀行、網上企業銀行、網上支付、網上商城、網上證券的五大業務種類。

2000年,招行又很早推出“手機銀行”服務,通過全球通GSM網絡,用戶可以在手機界面直接完成各種金融理財業務。

從那個時候起,招行就初步確定了將虛擬銀行發展成為客戶服務主要渠道的思路,而同期其他銀行根本還沒有將虛擬銀行上升到戰略高度。

同一時期,在與深圳隔海相望的珠海,工商銀行走上了一條更加硬核的金融科技創新之路。

實際上,招行的金融科技創新主要針對經營地域有限、網點數量不足的痛點,通過產品創新和模式創新,以虛擬銀行實現彎道超車;而工行這種國有大行,網點遍布城鄉、人員規模龐大、管理難度很高,迫切需要搭建起一整套的現代化銀行系統,實現集中統一的数字化管理。

為打造自主研發能力,1996年6月29日,工行正式成立軟件開發中心,來自各地的行內科技精英齊聚珠海,組建了一支數十人的小團隊,總行科技部副主任紀梅麗出任軟件開發中心總經理,開啟了一段金融科技創業史。

1997年,工行軟件開發中心啟動了“CB2000”系統的開發,這是工行自主研發的超大規模銀行應用軟件系統,在當時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

1999年,工行啟動數據大集中工程,也就是“9991工程”,這同樣是中國金融系統數據集中的開創性工程。爾後工行建成了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南、北數據處理中心,實現了全行經營數據的集中。

在此過程中,姜建清在2000年初正式掌舵工商銀行。他曾於1994年-199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當時正是美國互聯網大爆發之際,互聯網金融創新隨之興起了。

這段並不算太長的留洋經歷,深深影響了姜建清。在他主政工行16年間,不僅造就了“宇宙行”的美譽,在金融科技上同樣引領同行。

工行軟件開發中心,一個從珠海起步的科技部門,這些年來共有11項成果獲得人民銀行科技進步一等獎、59項成果獲得二等獎、54項成果獲得三等獎,以絕對優勢領跑全行業。

而工行軟件園所在的珠海唐家灣,一度成為中國金融科技重鎮,多位領導人曾蒞臨考察。

4

在新千年即將到來之際,互聯網泡沫愈演愈烈,促使金融業深度思考科技革命的影響。

「這是一個對金融服務業極富挑戰性的時代。不僅如此,我們將目睹一股持久的強風席捲而來,或創造,或毀滅。在這等變革面前,我們在市場、服務、技術等領域都毫無退路可走。」

在1999年末出版的《美國銀行業的科技革命》一書的開頭,姜建清引用了刊登在《銀行家》雜誌上的這段話。

姜建清同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金融高科技的發展及其深層影響研究》,其中許多概念和理論放在今天毫不過時。

但在當時,流傳最廣的還是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在1994年拋出的那句預言——“傳統商業銀行將成為21世紀的恐龍。”

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世界首富大放厥詞罷了。那會網上銀行浪潮席捲全球,金融機構看上去掌控了金融科技的主導權。

僅有極少數人真正聽了進去,其中之一是王世楨的繼任者馬蔚華,他從1999年起做了14年的招行行長。馬蔚華後來見到蓋茨本人還戲稱,那句預言讓他十幾年沒有睡好覺。

萬建華從招行走向了更廣闊的天地。2001年,他領銜受命,從深圳回到闊別8年的北京,負責組建中國銀聯,擔任籌備組組長。

彼時,正值互聯網泡沫破滅,科技行業哀鴻遍野。新浪、網易和搜狐上市不久就遭遇血崩,而成立不久的阿里和騰訊,更是經受着生死考驗。

最艱難的時候,阿里的賬面資金只能維持半年多,馬雲被迫收縮業務並大量裁員,幾乎所有的海外員工都被裁掉了;而馬化騰幾乎走投無路,差點把開發出的ICQ軟件以60萬元的價格賣給深圳電信數據局。

這兩家公司最終活了過來,藉著中國經濟起飛的大勢,崛起為全球前十的互聯網巨頭,並且以支付為起點,一步步踏上金融科技舞台的中央。

在此期間,工行在股改上市之後登上全球銀行業王座,招行成長為有着“零售之王”美譽的全國性銀行,銀聯更是崛起為同VISA和萬事達分庭抗禮的卡組織巨頭。

它們都足夠優秀,但面對騰訊和阿里的闖入,一度無力招架,至今依然焦慮。

對姜建清、馬蔚華和萬建華們來說,他們曾開創了一個黃金時代,最後卻不得不見證新生勢力揭竿而起。

一代人努力締造的金融科技傳奇,終究還是成為了下一代人習以為常的環境。

這是每一代人都必須接受的殘酷。沒有人永遠屹立潮頭,但總有人正乘風破浪。

一個比過往任何時代都要精彩、盛大的金融科技時代降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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