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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消費者報上海訊（
記者 劉浩）精華液可抵抗外在病毒進入呼吸道，葯膳配方可防控新冠病毒，臭氧機發生器能預防新型冠狀病毒……2月27日，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曝光一批違法廣告典型案例。據披露，疫情期間，上海市場監管部門強化廣告市場管理，共監測廣告354640條次，查處違法廣告案件640件。其中，與疫情防控相關違法廣告案件20件。  
　　案例一：上海文峰美髮美容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當事人在其微信公眾號（微信號wenfengworld）中發布《文峰的家人及會員朋友們：關於新型肺炎浩哥特別提醒》的宣傳內容，宣傳其產品“文峰風氏養護精華液”具有消炎殺菌的作用，可抵抗外在病毒進入呼吸道以及呼吸道近處病毒的侵入等內容，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楊浦區市場監管局已對當事人開展立案調查。  
　　案例二：上海康久消毒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當事人在某電商平台nicoler旗艦店上發布銷售名稱為“ICOLER預防新型冠狀病毒臭氧機發生器家裝修甲醛氣溶膠消毒殺菌”的產品廣告，宣傳其臭氧機發生器能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金山區市場監管局已對當事人開展立案調查。  
　　案例三：上海諾與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當事人在其企業公眾號“愛車的諾諾”中發布含有“防新冠病毒凈化器，合金外殼+可換內芯+抗病毒，只要89？”等內容的廣告，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上海市市場監管局執法總隊對當事人開展立案調查。  
　　案例四：上海立信彩印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當事人在某電商平台nisin旗艦店出售口罩，在商品網頁中將一般的防塵口罩宣稱為“具有防病菌防甲醛性能”的口罩，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嘉定區市場監管局已對當事人立案調查。   　　
案例五：上海?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當事人在其微信公眾號中新增“消毒殺菌”欄目，其中在銷售“39.9元搶萬達茂【億超眼鏡】安全防護鏡（護目鏡）一副，通過APP購買僅需39元”這一商品時，使用了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成員同時也是新冠肺炎患者王廣發的言論，涉嫌將普通安全防護鏡混淆為醫用護目鏡；在其他消毒產品中宣稱“抗冠除菌必備消毒神器”“易克妥消毒殺菌噴霧”等，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青浦區市場監管局於已對當事人立案調查。  
　　案例六：上海九聖源中醫門診部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當事人在其公司微信公眾號上發布涉及新冠疫情的廣告，宣傳該公司的中藥處方可預防新冠肺炎，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閔行區市場監管局已對當事人立案調查。  
　　案例七：上海中域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2月13日，松江區市場監管局對微信公眾號“松江微生活”監測時發現，在“今日秒殺”《防疫蔬菜大禮包》頁面中，當事人發布“生菜性質甘涼，有清熱提神、鎮痛催眠、減低膽固醇、輔助治療神經衰弱等功效”等宣傳信息，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松江區市場監管局已對當事人開展立案調查。  
　　案例八：上海睿昌奇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發布違法廣告案   　　當事人在某電商平台店鋪銷售的一款“努哈卡燕窩酸乳鐵蛋白”產品中，宣傳“遠離新型冠狀病毒，除了口罩，還有乳鐵蛋白”等內容，涉嫌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相關規定。金山區市場監管局已對當事人立案調查。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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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消費者報天津訊（記者萬曉東）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天津市市場監管部門以維護市場正常秩序為主戰場，迅速進入戰時狀態、啟動戰時機制、強化戰時思維、運用戰時方法，緊緊抓住執法辦案這把維護市場秩序、震懾違法行為、保障群眾利益的“殺手鐧”，從嚴從快查辦哄抬物價、制假售假等各類違法案件，迅速穩定了市場經營和交易秩序，有效維護了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截至2月21日，全市市場監管執法部門共立案497件，結案176件，罰沒款1315.53萬元，向公安機關移送案件線索11件。疫情防控啟動以來，市場監管部門每日平均立案15件，單日立案數最高39件。

　　依託“群眾舉報”和“監督檢查”兩大案源渠道。通過對近期市場監管部門查辦案件線索來源進行分析，依據群眾投訴舉報線索共立案256件，佔全部案件來源的52%；市場監管部門通過日常監督檢查主動發現案件線索，共立案219件，佔全部案件來源的44%。發動群眾投訴舉報和執法部門加強監督檢查，構成了案件來源的兩大主渠道。市場監管部門在積極履行職責、主動發現案源的基礎上，注重暢通投訴舉報渠道，並及時發布了“有獎舉報通告”，提升人民群眾參與打擊違法行為的積極性。截至2月21日，市場監管部門已發放舉報獎勵22筆，金額15500元。

　　突出“價格違法”和“質量違法”兩大重點領域。在已立案的497個案件中，違反價格相關法律法規的案件245件，佔比49%；違反產品質量相關法律法規的案件72件，佔比14%；其他還有部分不正當競爭、廣告和知識產權領域的案件。市場監管部門把這兩個領域作為加強執法辦案、維護群眾最切身、最直接利益的重中之重，專門組建佩戴“紅袖標”的市場秩序監督員隊伍，實施全覆蓋的監督檢查、高頻次的動態巡查，充分發揮了平抑物價、維護市場秩序、穩定群眾情緒的作用。

　　把握“從嚴處罰”和“從快結案”兩個戰時標準。全市市場監管部門嚴格貫徹落實《市場監管總局關於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防控期間違法行為的意見》，對妨礙疫情防控、擾亂市場秩序的違法行為，立即立案、立即調查、立即處理，並在裁量上考慮特殊危害性，給予從嚴從重處罰。例如，1月29日，天津市市場監管綜合行政執法總隊查實天津市綠之源大藥房櫥窗內張貼的宣傳海報含有虛假宣傳內容，當日立案調查，次日審核，第三日就決定擬對當事人從重處以200萬元罰款，並將該案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同時，加大典型案例曝光力度，自1月30日開始對查獲的典型案件進行公布。截至目前，已公布典型案例23批，曝光案件88件，有力震懾了違法行為。

　　建立“上下聯動”和“內外聯動”兩個協同機制。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監管委和各區市場監管局上下兩支執法支隊的體制優勢，實施聯防聯控、聯查聯動。天津市市場監管委還統籌全系統執法力量，抽調308名機關幹部下沉基層執法一線，與各區市場監管所幹部並肩戰鬥、監管辦案，彌補基層力量不足，形成上下聯動合力。另一方面，注重加強與公安部門的執法協作，建立行刑銜接機制，合力打擊違法犯罪行為。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各級市場監管部門將堅持一手抓疫情防控，嚴之更嚴地保質量、穩物價，堅決清除危害民計民生、擾亂市場秩序的害群之馬；一手抓服務企業復工復產，落實市市場監管委出台的服務企業的兩批政策措施，切實做到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兩戰並重”，努力實現“雙勝雙贏”。

責任編輯：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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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貨運的動靜向來不多。

11 月 24 日，服務於 B 端的智能運力平台滿幫集團宣布完成約 17 億美元新一輪融資，此次融資由軟銀願景、紅衫資本等多家明星投資機構領投，騰訊也參与了本輪融資。

此次融資之後，滿幫集團宣布將正式進入同城貨運市場。按照以往的劇本，看起來是為下一個階段的燒錢補貼吹響了號角，外界似乎能夠想象貨拉拉、快狗打車們已經開始摩拳擦掌。

但梳理融資記錄不難發現，相較於當年滴滴數月一輪，動輒十億美金的吸金能力，同城貨運的幾位主要玩家的資本儲備並不處於統一量級：快狗打車在 2018 年 7 月拿到 2.5 億 A 輪后再無動靜，貨拉拉的上一輪融資還是 2019 年 2 月公布的 3 億美元 D 輪。

換言之，吭哧吭哧幹了幾年，同城貨運行業的老牌玩家們不僅沒能角逐出像滴滴一樣的行業霸主，甚至未能建立起足夠寬闊的護城河，融資能力甚至不如從幹線物流切入的後來者。

同城貨運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市場？

潛力很大，但充滿迷霧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同城貨運與網約車並不完全相同，前者是一個誕生多年的古老行業。我們需要先對當下我們談論的同城貨運進行一個界定：即時性、非計劃性的同城貨運需求。

怎麼理解這個“即時性、非計劃性”？以往的同城貨運市場中，供應方和需求方往往有着相對固定的合作關係：開超市的老闆，手上都有長期合作的拉貨司機；司機手上也有固定的客戶。

但同城貨運市場在城市與商業文明的不斷髮展中，誕生了大量的新需求，比如：搬家、搬辦公室、搬運會場/活動物料、連鎖門店間臨時調貨等等。

於是，生產關係與需求便出現了不匹配：缺乏高效匹配供需關係的平台、缺乏統一的定價、服務標準，缺乏客觀的評價體系——更擅長減少信息不對稱的互聯網平台由此找到了切入點。

艾瑞諮詢《2019年中國同城貨運行業洞察研究報告》显示，同城貨運的市場體量從 2003 年的不足 3000 億增長至 2013 年的萬億規模，並以連續六年突破萬億規模。

儘管這萬億規模中，面向小B和散客的C端份額佔比僅為2%到3%，但從京東、順豐推出大件包裹服務、閃送崛起，美團加碼跑腿等不難看出，市場需求不可謂不大。

巨大的市場潛力，自然吸引了眾多創業者跑步入場——“搬家”正是最主要的切入點，企查查數據显示，在 2015 年後搬家平台進入爆髮式增長，從 7845 家暴漲到 2020 年的 20059 家。

根據智研諮詢數據显示，2018 年中國同城貨運網絡平台的交易量超過 400 億元，2019 年達到496 億元，同比增長 21.9%。市場規模上，也從 2013 年的 7100 億元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12732 億元，年複合增長率為 10.22%。

所以，上文提到的滿幫，去年 8 月的一份數據显示，中國幹線貨車 700 萬輛中有 520 萬輛是滿幫集團會員，中國物流企業 150 萬家中有 125 萬家是滿幫會員，自然也想進來分一杯羹。

也就是說，極有可能跑出一兩家類似滴滴一樣的百億級別的巨頭。這使得已經在同城貨運坐穩第一梯隊，同樣是服務小B 起家的貨拉拉和快狗打車，都在各自不斷拓寬版圖。

以貨拉拉為例，其 CMO 張燕梅此前就曾在採訪中表示，貨拉拉的主要用戶是小B端（中小企業主），C端的用戶數量多但更低頻，對訂單量的貢獻比 B 端小得多，同時她表示大 B 端（即大企業客戶）是貨拉拉下一階段重點探索的方向。

而快狗打車（當時還叫58速運）在 2018 年 7 月的 2.5 億美元 A 輪后，和菜鳥物流在新能源運力方面展開了深度合作；並在之後改名快狗打車，以“拉貨搬家運東西”的 slogan 加碼 C 端。

至於被眾多同城貨運作為標籤貼在身上的滴滴，也在今年 5 月開始招募貨運司，攜強勢的 C 端流量正式入局，目標是推動“全球每天服務1億單”的目標加速落地。

儘管如此，於此相對的依然是極低的行業集中度，以 CR10（TOP10的公司所佔市場的份額）數據作為參考，同樣是同城物流的快遞，CR10值高達 84%，同城貨運僅為 3.5%。

為何同城貨運跑不出來一個滴滴？

水深火熱的供需關係，與摸索中的商業模式

如果在短視頻平台搜索貨拉拉，至今還能找到從 2018 年到 2020 年，不少司機撕下車貼的視頻，下面往往還會配上不少字里行間藏着怒火的文案：“我們組團撕車貼你就扣押金吧”、“車貼一撕，去TMD”、“今天看到貨拉拉年終總結！一年流水才這麼點！果斷把車貼撕掉”

顯然，司機們對於平台的不滿並非個例，這也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了同城貨運平檯面臨的困境：

其一，收費標準不夠落地，市場反而走向混亂；

為什麼早年的同城貨運是典型的熟人市場？原因在於，貨運場景中存在大量摩擦成本，比如上貨卸貨來不及時，司機往往會搭把手；一方面在於人情，另一方面司機也能更快結束這一單業務；甚至在很多時候，搬運還是收入來源的大頭。由於是體力活，被看做是“純利潤”。

但在接入貨運網約車平台後，大量陌生的需求接入，貨物的尺寸、重量，搬運的距離，是否需要打包服務等，很難通過打車時候的預估價格進行評估，自然便會導致溝通不暢。

比如，今年 5 月便有百萬粉絲的美妝 KOL 在微博爆料自己遭遇了“天價搬家”，不到兩公里的距，離貨拉拉司機開出了 5400 元的天價，最後實付 3440 元。

彼時，貨拉拉給出的回復是，下單時交的只是公里數費用，不包括停車、高速、搬運和超時等候費用。搬運費用沒有一致的標準，要和搬運工商量價格。

換言之，收費標準這一原始問題並沒有因為網約車平台的介入而解決。

其二，網約車打法水土不服，司機盈利大幅削減；

而收費標準還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同城貨運平台嫁接的 C 端打法，反而壓低了司機收入，才是深層原因。畢竟“高薪”不一定能“養廉”，但至少能讓司機多一個選擇。

但為了快速做大市場份額，同城貨運平台們參照當年網約車的打法不斷提升補貼力度，試圖以此在供需兩端同時加大流量供給，實現平台的生態的繁榮。

由此產生的後果是：供給端，一大批看重平台紅利的新司機湧入平台，短短几年就呈現出僧多粥少的局面；需求端，“逐補貼而居”成為常態，價格戰隨時打響。

但行業公開需求數據显示，物流公司商戶貨物配送約佔40%，商超、門店快消配送佔40%，批發市場的生鮮、建材、服裝等佔10%，個人搬家、二手交易貨物配送，僅僅只佔了10%左右。

換言之，大B 市場依然是是絕對主力，小B市場與個人增長快，但絕對量小。

於是，行業由此出現的“狼多肉少”的狀況。以Fastdata 在 2019 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显示，訂單稀缺成為同城貨運網約車司機最為焦慮的問題。

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文提到的貨拉拉司機集體撕車標事件。

其三，同城貨運並沒有打磨出一個足夠成熟的商業模式。

就目前而言，同城貨運有兩大類模式。

一種為類似滴滴的抽佣制，平台直接從每一筆訂單中抽取部分傭金，比例平均在 10~20%。另一種則是會員制，繳納不同檔位的會費，享受不同的接單待遇，比如到底是無限制搶單，還是部分訂單免抽佣，超出部分抽傭金；甚至還有一部分是抽佣與會員制混合，例如快狗打車。

按比例抽佣看似最清晰，但實際上更適合兼職司機，同城貨運相對網約車更高的客單價標準以及更寬的區間，意味着司機幹得越多被抽得越多，這對於全職司機顯然不夠友好。

但會員制並不見得更好。以貨拉拉為例，司機被分為四個等級，普通司機、普通會員、高級會員以及超級會員。其中的每個會員也被分為多個等級，各地的價格從 99 元到數百元不等。

其中，普通司機每天只能接 2 單，抽佣 15%，兼顧上文提到的純抽佣制中更有優勢的兼職司機。至於會員，則會基於等級的高低，對應每天不同的接單量，直到最高級的無限制。

但儘管如此，貨拉拉的派單邏輯卻一直備受質疑。

在以往眾多的媒體報道中，關於貨拉拉會員不合理的不在少數。簡單來說有兩點；其一，如果不沖會員或者更高等級會員，要不然就接不到單，要不然就是接“垃圾單”。

其二，在上一條規則的限制下，大部分司機都選擇了充高等級的超級會員。那這本質上就意味着將重新打破了“等級制度”，一眾司機又重新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繼續面臨“僧多粥少”。

比如，在黑貓投訴平台上上，貨拉拉就有近3000條投訴，快狗打車則有近2400條，主要集中在為退押金、虛假宣傳等內容。

於是，這又催生了一個新的生態：貨拉拉刷單——原因很簡單，在統一等級內的司機，如何才能被派更多單子？這取決於拒單率和準點率，而這是能通過特殊手段進行刷高的。

以至於，不少司機都曾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根本不知道別人是通過什麼辦法搶到單的，一幕幕上文提到的撕除車標總是在各地不斷上演。

而至於最初那個問題“同城貨運到底什麼時候能跑出一個滴滴”或許並不重要。有沒有更多的滴滴加入戰局，打破原有的遊戲規則，打磨出真正屬於這個行業的商業模型，才是當下所急需的。

【本文作者科技唆麻，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科技唆麻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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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年底，VC/PE圈再次上演魔幻一幕——

“一個連產品都還沒出來的芯片公司估值能達到10億，這太瘋狂了。” 一家美元基金合伙人向感嘆。2020下半年，VC/PE機構的投資節奏明顯加快，但一個更加明顯的感受是：企業的估值也竄上了天。

經緯中國創始管理合伙人張穎透露：從年初到現在，我們簡單數了一下，至少有100多家近期融資的經緯系公司，估值翻了2-8倍。比如其在2013年投資的猿輔導，估值從3月份的78億美元飆升到10月份的155億美元。

高估值背後，是資金正迅速向頭部項目集中，“搶項目”不斷上演。更荒誕的事情是，一些投資人為爭搶項目直接給創始人開了一張空白支票，估值隨便估，金額隨便填。瘋狂之下，一些VC/PE慢慢背離投資的本質，而這樣的惡性競爭也在破壞着整個行業的估值體系。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以高估值完成的投資往往更容易虧錢，最後我們拿什麼向LP交代呢？

年底，項目估值瘋了

普遍翻了2-8倍，前所未有

2020年的中國創投圈，冰火兩重天。

年初，突如其來的疫情給創投圈帶來陰霾，在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投資人出手尤為謹慎，一大批中小企業因融不到錢而搖搖欲墜。而以往追求高估值的企業也紛紛打折，有的甚至“大甩賣”也無人問津。彼時，一級市場估值水平整體下調。

然而短短三個月，眼前的形勢徹底變了。在疫情催化下，生物醫藥行業迎來井噴。了解到，某知名基金在疫情期間推出聚焦早期投資的創投團隊，橫掃大健康賽道。半年來，該基金僅在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領域，投資的企業數量比去年同期上升了近3倍。

與之相應地，企業的估值也水漲船高。“疫情發生以前，沒人敢出手的新葯相關企業，到了7月估值突然猛漲近一倍，但其實這6個月里公司產品並沒有大的進展。”某知名投資人告訴。

一些在疫情前猶豫沒投進去的VC機構，如今看到報價懊悔不已。“春節前有一家企業以6.6億元的估值成交，但很遺憾我們手慢了沒進得去。新冠疫情后，這家企業最新的報價是25億元，這才不到一年的時間。”約印醫療基金創始人、總裁鄭玉芬表示不解。

這樣的景象不只是出現在醫療領域，讓投資人難以理解的還有半導體/芯片行業。

上海一位知名VC投資人向講述了他親身經歷：數年前，一位友人在海外創業失敗後計劃在中國創辦一家芯片相關公司，希望以千萬元的估值給予啟動資金、做公司的天使投資人。雖然認可這位創業者的技術，但當時該投資人擔憂，這是一名完全沒有中國市場經驗的外國創業者且團隊沒有中國人，也不是太懂中國的規則，這樣的創業並非易事。於是，他站在朋友角度向該創業者提供了幾種創業思路和產品方向後，並沒有出手投資。

但讓這位投資人沒想到的是，就在不久前這家公司的估值已高達10億，而產品尚在推進過程中。“現在芯片領域，還沒流片成功的企業估值就10個億了，流片成功的都20個億了。”面對企業開出的“天價”，該投資人深感無奈。

市場的瘋狂遠超想象。經緯中國創始管理合伙人張穎透露，從年初到現在，至少有100多家近期融資的經緯系公司，估值翻了2-8倍。這其中，在線教育企業猿輔導堪稱一級市場估值暴漲的典型案例——從3月份的78億美元估值，飆升到10月份的155億美元，幾乎翻倍。

“這個價格太嚇人了。”看到猿輔導的估值變化，滬上某PE機構合伙人驚嘆道。早在2013年就押注猿輔導的張穎也表示：“今年估值上升太快，我甚至也會一時覺得下不了手。我們對這種估值漲幅‘愛恨交加’——‘愛’是因為我們自己的投資賺了錢，但也‘恨’那些我們一開始錯過的公司，現在已經變得很貴。”

為何估值這麼高：

IPO大爆發，估值二級市場化

“只要企業說有上市計劃，就會被搶瘋。”這樣的一幕正在頻頻上演。張穎道出了一個有趣的景象：如今，一個大行業里的絕對頭部公司融資10億美元，比一個普通公司融資1億人民幣還容易。

資金正在迅速向頭部項目集中，“搶項目”的風潮席捲而來，這也直接導致企業方一而再再而三抬高估值。“現在的痛苦是對接的企業非常多，但真正好的企業鳳毛麟角，一搶就會帶來一個問題——項目估值蹭蹭往上跑，這沒得商量。”一家知名PE機構投資人告訴。

更讓投資人尷尬的是，越來越多企業開始用二級市場同類企業的估值來進行融資，這樣的一幕在註冊制的推行后達到高潮。

科創板出世一周年之際，創業板註冊制登場，IPO迎來大爆發。清科研究中心數據显示，2020年前三季度中企境內外上市共計385家，其中113家在科創板上市，35家創業板註冊制企業上市，註冊制下上市企業總融資額超過2100億元。

這其中，半導體、生物醫藥等領域企業成為IPO的主角。以科創板為例，在這一年裡，182家上市公司的平均發行市盈率為70.85倍，其中半導體企業平均發行市盈率為63.36倍，部分公司甚至高達百倍。

上市容易了，越來越多投資人發現，創業者開始“打上市牌”。“最近我們看的一些項目就遇到這些問題，說我這個企業符合上市條件，明年就能上市，上市可能給多少估值，現在低了就不行。”深創投副總裁蔣玉才曾在清科第二十屆中國股權投資年度論壇上談到這一問題。

這樣的估值趨勢，讓一級市場投資面臨更大的壓力。日前，蔣玉才公開表示，註冊制實施后，一級市場上的投資標的上市預期更大，優秀的投資標的如今都普遍採用二級市場的估值方法來要求一級市場投資人。這讓一級市場上的項目估值更高，成本和風險也隨之攀升，給投資帶來更大的壓力。

誰在抬高估值

VC/PE惡性競爭，還沒盡調就打錢了

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博弈。

如果標的公司同時收到多家著名基金TS（投資意向書），投資人就會淪為被動方，要麼給價最高方勝，要麼決策最快方勝。為了穩住創業者，一些VC慢慢背離投資的本質——招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周可詳今年遇到一個案例：他原本計劃投資的一個醫療項目，盡調過程中發現另一位投資人直接給創始人開了一張空白支票，估值隨便估，金額隨便填。

頭部項目在被資本過熱的追捧下，也漸漸失去了應有的理性。“項目交割越來越快，兩個月就完成的不在少數，甚至還有一個月敲定的。”在溝通中，不少投資人都向反映了一個頗為痛苦的現象：現在大家都是先把錢打來，然後才簽字。

對此，上述投資人也有些苦惱：“企業給投資人考慮的時間嚴重壓縮，我們有一個系統性的盡調工作，每一個環節不完成都無法走通，但現在是企業逼着你批，甚至有時候要下一些賭注，這些確實讓我們這些專業機構的投資人非常糾結。”

比如今年，一級市場湧入半導體領域的資金比往年高出百倍。有投資人估算，在資本市場的改革下，投資高估值項目可以在短期內釋放出更大的紅利，致使部分機構願意以此套利。但華登國際合伙人王林曾坦言，一級市場資本的不理性、不合理的投資正在分散半導體行業的資源，“應該讓資金流向一些高價值、相對空白的領域，並對有價值的企業進行集中投資。”

看到創投圈這樣的浮躁狀態，蔣玉才很擔憂，“行業內並非所有創投機構都會堅持專業的估值體系，部分創投機構如果惡性競爭，就會破壞整個行業的估值體系。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問題。”

不少業內人士都警惕高溢價所帶來的投資高風險，尤其是在基金的回報層面。“如果上市前一年，在Pre-IPO輪次以投機的心態高估值進入一家企業，那麼這家企業IPO破發以後基金可能不賺錢，甚至賬面上還是虧的。”美元母基金漢領資本亞洲投資聯席主管夏明晨告訴。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最後拿什麼給LP交成績單？

“一定不能犧牲DD（盡調）的質量。”

夏明晨強調，“如果項目方只給兩個星期的時間做決定，那寧願不投。該拒絕的時候一定堅定拒絕。成功的投資人對行業有深刻的見解，他們具備非常強的投資節制能力和投資紀律，不會因為市場情緒左右自己的判斷。”

在他看來，在市場比較熱的時候，正是檢驗投資人能不能對估值的定價有理性精準的判斷，以及保持高度的投資節制性，這實際上也是LP在選擇GP時非常看重的一項考量因素。

而那些追逐套利的投資人終將不會成為主流。M31資本合伙人林田直言，要學會與泡沫共舞，越是到這個時候，越是考驗投資人對當下和未來的判斷能力，“不管是投資人還是企業，必須要有對周期和估值本身的一個認知。如果只顧眼前的短期利益，就很難長久。”

眼下，為了以更合適的價格抓住優質項目，一些GP開始將投資階段前移。

“忘掉炒作吧，GMV、收入或者用戶數量這些都很難證明正確。公司估值是多少？就是穩定狀態下現金流的倍數。”在經歷超級獨角獸WeWork的 IPO失敗后，孫正義曾反覆向高管們強調。

然而現在，一大波中國VC/PE投資人和創業者們似乎正在重蹈孫正義和WeWork的老路，估值泡沫漫天飛舞。殊不知，出來混的，總是要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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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難再經歷一次像2020年這麼不平凡的手機市場，此消彼長的態勢在一年之內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正常的市場因素下，即便是4G到5G重劃市場格局的階段，也幾乎不可能發生如此大的變化。

質變先後發生在第二、第三季度的歐洲市場和中國市場。

研究機構Canalys的數據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華為手機在全球市場上首次奪冠，但在歐洲市場，自去年穀歌在中國以外的市場給華為斷供，華為便被迫失去了離不開谷歌全家桶的國外用戶。第二、第三季度小米出貨量接連同比暴增65%、91%，把華為“擠”出了三甲之列，OPPO在三季度也以接近396%的同比漲幅一躍闖進前五。

從二季度開始，華為只好將手機業務收縮回國內，成為中國市場的主導者，但到三季度，華為手機所需的芯片、面板等持續被斷供，在國內也無法施展拳腳。

華為的出貨量前三個季度同比增速分別為1%、8%和-18%，出現了2014年以來的首次下跌，而且是大幅下滑，相比之下，小米成為國內唯一增長的廠商，憑藉19%的增幅，縮小了與前三名的差距。

當然，三星比任何其他同行都受益，三季度，華為把全球手機第一的寶座還給三星，小米因為歐洲市場的迅猛增長，拿下全球第三的位置。

今年前三個季度是華為海外市場收縮、國內市場先脹后縮的過程，但斷供Android系統、斷供元件，這兩個因素都可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不止一位受訪者對深燃分析，華為的出貨量情況將在下個季度出現斷崖式暴跌，甚至可以用“雪崩”來形容。

華為失利，讓對手開始恢復對中國市場增長的期待乃至征戰歐洲市場的決心，並找到了三個共同的方向：線下、歐洲，以及衝擊高端芯片。當華為缺貨，所有品牌的線下網絡都在變得更密；當印度、東南亞、非洲市場殺成紅海，它們順勢將中場戰事遷移到華為暫時離開的歐洲市場；而在卡脖子的芯片方面，小米OV打的是雙份算盤，以“抱大腿”為主，當然也要靠自己。

Canalys分析師賈沫表示，小米憑藉激進的打法從華為手中奪取了市場，包括在各地區大量投入熟悉本地市場運營的專業人才，以贏得分銷商和運營商的信任。而第三季度的出貨也存在一定對稱性，小米出貨增加1450萬，華為則損失了1510萬台。在雙方的關鍵戰場歐洲，華為的出貨量下降了25％，而小米的出貨量增長了88％。

你可以說中國手機廠商正在合謀一起瓜分戰，但不可否認，這也是一場心有戚戚的勢力分割，而目前一切都處於變化之中。

線下渠道戰：開店開店開店

“誰能啃下華為失去的市場，誰就是中國老大。”賈沫表示。是的，一場大戲首先在線下渠道上演。

每天早上10:08，華為商城開始放貨，但永遠是無貨無貨無貨，有貨的機型是老款或是性價比不高的款式。

目前華為在市場上沒有1000元以下的機型，價位基本集中在1000-2500元，但這些機型在華為大部分門店也是處於缺貨狀態，網上也沒有貨；中端機nova系列，部分機型無貨；華為的主戰場也就是高端系列，目前只剩P40系列全系有貨，這也是華為主要機型中唯一一個能拿得出貨的手機，Mate 40系列就慘了，全系無貨，搶都搶不到。

資深產品經理判官透露，最新的Mate 40系列，華為經銷商都是按台分的，經常是一批貨到了，一家店只分一台。

缺貨，等於變相“趕”經銷商走。林芝透露，華為也在開更多的非手機給渠道商，維持與渠道商的合作關係。

一位廣東湛江地區的華為經銷商告訴深燃，最近半年的銷售情況和往年大不相同，手機供不應求，部分人只能轉變方向，往智能家居產品走。但手機畢竟是智能家居的附屬品，且對於經銷商而言，擴展種類意味着壓貨和佔用資金的風險。

另一位山東地區的華為經銷商則表示，手機渠道商靠“囤貨倒賣”華為賺錢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生意很差，華為手機基本拿不到平台的貨，而是批發市場的貨，價格直追網上零售價，自己可能過不了半年就會“跑路”。

他從同行嘴裏聽說，小米是今年線下發力最激進的一家，但他並沒有考慮要投靠，“因為小米的中低端機型沒有利潤空間，擔心小米不會大方跟渠道分享利潤”。

不過從小米的動作看，是要藉著今年把線下夢圓了。

互聯網手機起家的小米從2015年將第一家商城店開在北京當代商城，雷軍就表態，三到四年開到1000家店。但直到2019年底，小米之家在全國範圍內才開到630家，線下門店數量不過6000家。

以最新消息即第1000家小米之家於12月2日在成都開店計算，小米用一年時間增加了將近400家小米之家。

今年一年，抵過去至少四年。雷軍說過，他憋了五年的事，盧偉冰來了一年，一個療程就見效了。盧偉冰被網友評為“反黑組組長”，他的前東家金立是曾經的“渠道之王”，到任一年，“大盧治海”的戰鬥力開始顯現，瘋狂開小米之家和線下店。

他明年的計劃是把小米之家開到中國所有的縣城，中國有兩千多個縣級行政區，那小米要拿出5倍速度才能完成KPI。

Wit Display首席分析師林芝提到，華為渠道商蠢蠢欲動，不少想叛逃至OV門下，但是OV渠道相對穩固，不容易進入，而榮耀出售之後，華為原有部分渠道商接下來可以投靠榮耀。

因為榮耀脫離華為後的第一要務是，搶佔線下地盤，打造自己的線下零售網絡體系，不過對於榮耀而言，無需擔心渠道關係，股東中不少是線下渠道商。

被OPPO收回作子品牌的一加手機，過去主攻歐美和印度的線上市場，現在也想在中國市場破圈。比如用國內最熱的方式，找羅永浩直播帶貨。

一位河北石家莊的渠道商最近也和一加線下的人對接上了，他回憶，以前線下3000-5000元的價位，很多人點名要華為，現在也會考慮一加。資深手機經銷商趙陽也已經開始上一加手機，做批發，以前因為太小眾不願意賣，最近發現市場開始接受了。

如今，手機行業普遍認為，產品力、渠道能力和品牌能力是手機公司成功的三大要素。文淵智庫創始人王超認為，一加過去的優勢是產品力，現在回到國內增長了渠道力，可以用OPPO現成的渠道，也可以用自己的渠道了，唯一差的是品牌強度。

OPPO和vivo也在增加線下門店，保持過去幾年的傳統打法，奪回被華為搶佔的線下市場份額。

不止一位手機渠道商透露，過去半年，這兩家在加速開店，不斷給渠道補貼，派人員支持，給一定的房租補貼。“不管是品牌專賣店還是商場櫃檯，都是挨着開，有OPPO肯定就有vivo。”趙陽表示。

OV的線下能力有目共睹，有深入中國腹地、毛細血管一樣的線下銷售網絡，哪怕是偏遠的六線村鎮都可以看到這兩家的身影。小米的門店目標以千為單位，OPPO、vivo的線下零售門店是以十萬家計算。

再加上去年線下銷售渠道達到頂峰的華為，這三家是中國手機的線下三傑，但今年下半年以來，除了華為，所有品牌的線下網絡都在變得更密。

山東地區的華為經銷商告訴深燃，他計劃堅持到明年上半年。這是一種風險投資。“從感情上來說，你從華為身上掙到過錢，那要不要和華為一起共度時艱，如果你跑路了，日後華為起來了，可能就不跟你合作了。但經銷商也是要吃飯的，支持半年一年，如果持續掙不到錢，你還要不要咬牙堅持。”王超表示。

尋找下一個出貨糧倉

在鞏固着中國市場85%以上份額的基礎上，中國手機廠商開始征戰海外，用十多年時間接連瓜分了印度、東南亞、非洲市場。2020年的海外市場發生了兩個變化，一是在中國以外的市場，華為承受着谷歌禁令和斷供雙重打擊，與供貨充足與否無關，二是中國手機品牌的新中場戰事發生在歐洲市場。

被認為是征戰海外市場急先鋒的小米，與OPPO、vivo、一加都於2014年前後進軍印度市場，也把中國手機廠商的戰火燒到了這塊土地上。

最新一季的2020年三季度，據Canalys統計，小米仍然是市場領頭羊，增長9%，三星從vivo手中奪回亞軍，增長7%，vivo以及OPPO+Realme分別獲得了16.0%和27.6%的份額。

中國手機廠商瓜分了印度大半市場，從去年至今年，僅小米、vivo、OPPO+Realme，在印度手機市場拿到的市場份額便從60%擴展到75%，而印度本土巨頭廠商Mircomax、Intex早已淪為others。

其實東南亞是中國手機廠商更早找到的未完全開發的市場，這裏相對分散，一個新品牌相對更易進入。

小米的性價比，OPPO、vivo鋪天蓋地的廣告、補貼線下店鋪的成熟打法，在這個分散的市場上一樣行之有效，本土品牌萎縮趨勢明顯，尤其在泰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五個國家，OPPO、vivo、小米的低端手機統治力量強大，但三星同樣是中國手機廠商的最難撼的對手。

Canalys2020年二季度的統計显示，中國手機廠商OPPO、vivo、Realme、小米佔據了東南亞智能手機市場當季出貨量的61%。

把眼光放到非洲市場，會發現這份外戰名單上又多了一家中國手機廠商傳音。

IDC統計數據显示，在中東及非洲地區的智能手機市場，80%的需求來自200美元以下的機型，但對於小米、OPPO、vivo而言，千元檔手機的毛利率較低。而早在2008年進入非洲市場的傳音，用四卡四待手機、深膚色美肌的牌照模式以及刷牆佔領鄉村市場，用低端貨一點點搶走了三星的份額。

2016年，傳音占非洲手機市場總份額的7%，三星為31%，至2019年底，傳音掌握着非洲52%的市場份額，華為、小米、OPPO分別排名第三到第五位。IDC最新數據显示，2020第二、三季度，中國四大手機廠商在非洲市場都拿下了64%的市場份額。

當一個個藍海市場變成紅海，中國手機廠商需要尋找下一個出貨糧倉。

華為選擇去利潤豐厚、消費水平高的歐洲市場，因為在那裡有深厚的運營商背景，交換設備的思科、阿爾斯通的老家就在西歐，從2014年開始，旗艦機型往往以歐洲時間為準，在法國、德國、西班牙首發。

小米OV在歐洲市場也早埋有暗線，小米此前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開設小米之家，OV則是體育營銷開路，OPPO子品牌一加從設立之初就以海外市場為生，主要攻佔歐洲、北美、印度各大市場。

如資深產品經理判官所說，歐洲市場整體比較成熟，線下經銷商網絡比較規範，屬於你做多少工作，就有多少回報的市場，且手機市場無法像互聯網行業可以短時間爆發，現在看到的爆發，一定是幾年前就做了很多工作。

但一個最為致命的變量出現了，自2019年5月20日起，因為美國禁令的原因，谷歌暫停與華為的業務合作，無法使用谷歌GMS的華為吐出了不少市場份額。

2020年三季度，華為在歐洲的市場份額僅為14%，去年同期的数字是22.22%，一個華為給歐洲手機市場釋放了420萬台的空間，小米在這一市場的份額從去年的6%提升到今年三季度的19%。

賈沫分析稱，今年第三季度的出貨存在一定對稱性，小米出貨增加1450萬，華為則損失了1510萬台。在雙方的關鍵戰場歐洲，華為的出貨量下降了25％，而小米的出貨量增長了88％，進入當地前三。

“各家在歐洲市場爭的還是華為留下來的空缺，並不是搶佔蘋果或三星的市場。”王超也表示，華為在歐洲市場一時難以恢復，因此小米們暫時是安全的，各家的動作密集了起來，目標也變得激進。

今年5月，OPPO宣布與歐洲最大的移動運營商沃達豐達成合作夥伴關係。日前，小米CEO雷軍先是放話，“目標是在未來幾年在歐洲排到第1名”。五天後，vivo宣布進一步拓展歐洲市場，正式進入法國、德國、意大利、波蘭、西班牙和英國， 並與歐足聯合作，OPPO副總裁兼全球銷售總監吳強表示，OPPO到2021年至少要掌握歐洲5%的市場份額，同時在未來3年內成為歐洲市場的領跑者。

某手機廠商駐海外的相關負責人表示，尤其今年以來，出差去歐洲國家的頻率大大增加了。小米海外分為三個地區，第一是東南亞市場；第二是進入五年之久的印度市場；第三是正式進入一年多的歐洲地區。

但總得來說，多位受訪者提到，小米們做歐洲市場，還是要學習華為，拼渠道，下慢功夫，更加重視、深耕這個市場。

芯片抱大腿，也要靠自己

“從持續的華為禁令中，三星比任何其他同業都受益。”大信證券分析師李素斌表示。

今年三季度，三星手機重新拿回了全球智能手機的龍頭地位，並與華為的市場佔有率差距拉大至約8%左右。根據三星电子發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的臨時數據，手機業務的銷售額佔總銷售額的30%左右，營業利潤4萬億韓元（接近240億人民幣），是第二季度的兩倍多。

有分析機構預測，這種帶動作用很可能會延續到明年。對此，三星也預計將在競爭對手華為面臨美國嚴格監管的情況下增加銷量，2021年的智能手機出貨量將增至3億部。

2018年羅永浩曾說：“華為的高端機，吃掉的都是三星的用戶。”而如今，三星也有實力瓜分華為被迫離開的一部分高端旗艦手機市場。

華為不具備高端芯片設計之外的製造芯片的能力，此前高製程芯片交由台積電代工，部分中端芯片由中芯國際生產。

而三星同時擁有芯片設計研發和製造能力，雖然相比較，台積電在芯片工藝上更成熟，推出時間更早，比如5nm工藝製程，台積電在今年8月實現大規模生產，三星則晚了將近3個月，帶來了5nm旗艦芯片Exynos 1080。

甚至有聲音認為，三星高端手機有可能藉機在中國市場復蘇。而中國本土的手機廠商需要更努力才行。從近來的動作看，小米OV們打的是雙份算盤，以“抱大腿”為主，當然也要靠自己。

12月1日，高通發布了驍龍888處理器，國內眾多手機廠商第一時間都宣布很快會推出搭載這款處理器的手機，不過小米用詞是“首發”，其他許多廠商用詞是“首批”，小米中國區總裁盧偉冰特意強調，首發和首批是有差距的。

vivo則選擇了三星，三星Exynos 1080芯片是與vivo聯合研發，也將由vivo新機率先首發。另有媒體報道稱，明年三星還計劃將旗下Exynos芯片供應給小米、OPPO等其他中國手機廠商。

在判官看來，只靠壓縮利潤來降價，是很難維持價格競爭力和出貨穩定性的，真正的競爭力是需要供應鏈支撐的，而手機供應鏈內化做到極致，就是元器件自研。

國內手機廠商中，華為以外，小米、OPPO也已公開芯片研發項目。但到目前為止，只有華為開發並成功地商業化了自家芯片。

2017年，小米發布首款自研手機芯片澎湃S1並將其應用在小米5C手機上，此後，小米的大部分機型仍然搭載高通芯片。雖然雷軍於今年表態並未放棄自研澎湃芯片，項目仍在進行，但距離第一代發布已經三年多了，這期間關於澎湃S2的消息就是流片、失敗、放棄來回循環。

對此，判官表示，自研芯片六年一直不能產品化，與其說是技術和資金問題，不如說是魄力和路線問題。

繼小米之後，OPPO也踏上了自研芯片的道路，2019年開始廣納高通、聯發科、展訊的工程師人才，並成立了技術委員會，今年2月，OPPO內部文章公開了自研芯片計劃“馬里亞納計劃”，今年12月，OPPO創始人、CEO陳明永宣布，未來三年，將投入500億元進行技術研發，一部分針對5G。

以世界最深海溝來命名的自研芯片計劃，難度可想而知。“做自研芯片前期投入非常大，就像是無底洞，且風險極大。”判官這樣比喻，相當於手機廠商有勇氣用幾代產品的市場份額去砸，養它（芯片）好多年，要承擔產品不成熟帶來的各種質量和交貨問題。王超也表示，“現在賣高通的芯片，既簡單，又能往外去吹，大家也認。但有一定抱負的手機廠商是肯定要做自研芯片的”。

“說到底，誰的產品能頂替華為的Mate系列、P系列，那這個市場就是你的。但現在市場上，還沒看到替代品。”王超預判，明年各家都會針對華為6000元以上的空缺市場，推出更高端的手機，打一場“翻身”仗。

【本文作者金玙璠，由合作夥伴深燃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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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美國最大餐飲外賣服務公司DoorDash於紐約證交所掛牌上市。這是由3個華人建立的外賣企業，運營模式也複製了中國的外賣模式。

不僅是在美國，更多國家正在興起“向中國學習”互聯網模式，印度版“拼多多”，中東版“淘寶”，美國版“今日頭條”……以改善人們的生活、娛樂為目的的各種中國式創新，正在全球蔓延，成為中國創新活力的象徵。

近期，有些人對於馬斯克造火箭尤為推崇，並對國內包括外賣在內的互聯網經濟刻意看低，或許在於沒有意識到這兩者之間，其實有着內在的、共同的創新紐帶。

誠然，馬斯克的火箭讓人類花更短的時間去探索宇宙，外賣新經濟同樣讓人們的時間變得更加“寶貴”，分配效率更高，這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

仰望星空或許重要，但腳下的土地同樣重要，沒有腳下的土地，頭頂的星空就無從談起。正是外賣這樣獨特的中國互聯網創新，讓人們吃得飽、吃得好，給了我們仰望星空的底氣。

中國“外賣”模式輸出

12月9日，DoorDash上市當日開盤即大漲，收紅4.99%至每股189.51美元，較發行價高超過85%，估值升至380億美元。

財報显示，Doordash2020年前9個月累計營收為19.2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多出超過3倍。由此可見，Doordash獲得了越來越多美國人的青睞。

在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上，過去基本是“西風東漸”，中國第一代互聯網企業大多以複製美國模式為主，而以外賣為代表的第二代互聯網企業則生於中國、長於中國，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創新。

隨着“東風西漸”，以外賣為代表的中國互聯網創新，正開始產生日益明顯的價值外溢效應，成為中國與世界互聯互通的重要橋樑，在世界範圍內以槓桿效應撬動更大的產業與社會價值。

外賣騎手的八小時服務，將讓社會一天節省數千萬小時的GNT（國民總時間，即 Gross National Time）支出，這些被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以用來催動其他領域的創新；外賣鏈條所連接的農牧漁生產者、加工者，到最後的商家，也更有效率地得到價值釋放，節省下來的時間和精力也可以推動產業進步與創新。

可以設想，當馬斯克旗下火箭企業的研發人員因為忙於工作而享受到了DoorDash提供的便捷送餐服務，由此省下來的時間就可以專註研發，工程師的人均研發產出提高了，研發火箭的進度也加快了，外賣經濟也就成為馬斯克企業火箭研發的重要“燃料”。

創新，本沒有高下之分，甚至創新是相互連接、貫通的，一個領域的創新可以推動另一領域的創新，一個國家的創新可以孵化另一個國家的創新。繼“MADE IN CHINA”之後，“CREATED IN CHINA”新經濟正在帶動創新全球一體化。

互聯網創新，既要“上天”也要“入地”

互聯網經濟誕生不過短短二三十年，仍然屬於新生現象，社會對它的創新認知需要漸進的過程。對於外賣這樣的中國創新，有人存疑，認為其“技術含量”不高，比不過馬斯克造火箭式的高科技創新。

這一思維陷入了單一化和片面化誤區，甚至美國民眾對此類觀點也並不埋單。

2018年，SurveyMonkey聯合科技網站 Recode一項關於技術公司對社會的貢獻度的調查显示，亞馬遜排名第一，谷歌、蘋果、臉書分別排名第二到第四名。

縱觀美國公眾評選出的對社會影響最大的企業排名，排名靠前的並非“火箭”，而是賣圖書起家的亞馬遜、提供搜索服務的谷歌、賣手機的蘋果和社交服務平台臉書，美國人將是否讓生活更簡單、購買更廉價作為衡量一個公司對社會貢獻度的基本標準。

火箭雖好，但外賣、網約車、電商等普惠式新經濟所帶來的效應同樣不能被忽視。互聯網外賣對餐飲商家資源的全面整合，数字化供應鏈的打造，客戶與商家的精確連接，以及便捷人們生活背後所具有的多重技術和商業創新價值，似乎少為人了解，並因此誤讀。

另一個少有人了解的是，“火箭俠”馬斯克最早的創業項目是在線內容出版軟件“Zip2”和电子支付“X.com”，正是在這兩項業務上的成功，讓馬斯克不僅獲得了造火箭所需的資金，更積累了以持續創新服務社會的經驗和能力。

由此可見，無論哪一種創新，技術創新、服務創新、產品創新，都是創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個家庭一部的電腦，改變了人類學習、工作的生活方式；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改變了人類通信、社交和娛樂的方式；數億人享受的外賣服務，改變了人類獲取食物及餐飲服務的方式，其意義同樣重要。

重新定義“接地氣”式創新

一個新理論正被世界企業家、創業家以及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創新可以非常簡單，而且有系統性，用中國話來“翻譯”，就是“接地氣”——這就是創新領域專家德魯·博迪和雅各布·戈登堡，通過對強生、通用、寶潔等公司的上百種暢銷產品進行分析后所發現的“微創新”，在現有框架內進行微小改進，結果卻非同凡響、創意無限。

外賣正是中國“接地氣創新”的代表。中國外賣經濟讓餐飲營業有了新的發展空間，成為幫扶餐飲草根商家的重要生態；為年輕人帶來新的工作選擇，不必再複製父輩扎堆工廠流水線的經歷；讓人們的時間、精力等各項成本大大節省，工作效率提升，生活中節省下來的時間可以被用於其他休閑，生活質量提升。

讓更多的人成為外賣騎手，讓更多的餐飲商家服務半徑不斷擴大，讓無數用戶不再為一日三餐及生活所需煩惱，外賣經濟已經成為社會資源高效配置、降低各項交易成本、大大提升服務效率的經濟發展新動脈。

中國接地氣創新，以“簡單”的邏輯，實現無數看似微小而不斷推進的創新。這一創新路徑，如同千百萬水滴匯聚而成的灣流，讓國人的學習、生活、娛樂、休閑等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支撐起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保持良性發展態勢的新動能，支撐起以科技服務社會經濟的中國未來。

以此來看，改善人們的生活的接地氣創新，與改變人類未來的“高大上”創新，同等重要，甚至正是接地氣創新，讓各種“高大上”創新成為可能，畢竟腳踏實地，才能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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