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前副院長:最大化個人效能是未來数字城市核心所在

12月15日,由西部(重慶)科學城、光大控股、特斯聯科技集團聯合舉辦的重慶城市智能科技研討會盛大開幕。大會邀請到國內外眾多在人工智能、物聯網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就城市智能科技(UrbanTech)層面深入探討了人工智能城市的建設和数字化轉型,更結合國際前沿的科研成果解析了城市数字化設計與規劃的最新趨勢。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前副院長及終身教授、塔科瑪創新工作室創始人Dennis Frenchman受邀參加並就城市智能化發表觀點,他認為,當下城市的性質正在發生改變,而人們對城市的固有看法以及人們在城市中的行為也已經並將繼續發生改變。針對数字化轉型的大趨勢,我們需要的是與時俱進,以人為本。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與規劃學院前副院長及終身教授、塔科瑪創新工作室創始人Dennis Frenchman與大會進行遠程連線併發言

Dennis Frenchman強調,在未來規劃城市時,核心出發點應該是“最大化人的效能”。20世紀初,許多城市被大規模開發和建設。以區域職能劃分城市區塊是當時的規劃準則。然而,今天我們的城市性質已然轉變,人的效能與信息量的大幅提高讓城市轉型成為了未來20到30年不變的議題。

一座智慧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生命體。特斯聯在重慶落地的全球首座AI CITY順應了新型公共設施数字化的指導要求,在物聯網感知體系的基礎上加快智能化設施部署,打造高效物聯接入能力以滿足個體效能的急速提升。兼具了熱度、廣度及新穎的創新之城,未來不光有“會說話的牆”,還會有許許多多應運而生的智慧部署聯通人與城市的脈絡連接。

信息化革命已經到來,這股巨大的浪潮將淘盡當下的每一個人。高效能城市概念的技術重點是筆記本電腦;但另一個急速發生的趨勢是隨着知識和信息量的大幅增加,人們與信息互動的渠道、頻率和總量正在不斷翻倍。儘管人類發明了台式電腦,又有了筆記本電腦、手機和平板,但未來趨勢是所有的信息交換都將發生在實體環境中。而上述設備,都將被整合到實體的建築、傢具,以及我們的日常用品中。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將不再被這些設備束縛。

Dennis Frenchman在會上總結到,在各種数字交互和傳感反饋技術持續進入公共領域的今天,新型公共設施的出現將會成為檢驗城市規劃的最佳方法之一。對新型公共設施,人們需要保持其運作的可持續性、有效性和交互性。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城市規劃項目正在進行,只為讓城市居民更加安全和舒適,並更健康地進行信息互動。這種趨勢確實正在發生,且將越來越頻繁地進入我們的視野。城市中的建築在改變,公共設施在改變,人類之間的交易和互動也在發生改變。而這些都是構成城市的基礎,城市會變得非常不一樣。今年的疫情,在迫使人們開啟数字化互動方式的同時,更加速了整個進程。這個時代,所有年齡階層的人們都在適應数字化環境,也學會了在数字化環境下開展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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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和FB包抄下,這家美版58同城要50億美元上市了!

從2005年模仿美國分類信息網站Craiglist起家的58同城,到2013年在紐交所上市,58同城成為國內赴美上市的分類信息第一股。就在今年6月,58同城宣布簽署私有化協議,以87億美元(約人民幣617億元)價格完成回購,成為今年規模最大的私有化交易之一。

而一款跟58同城功能類似,但加上鄰里社交功能的硅谷科技公司Nextdoor,卻傳出要上市了。

沒錯,你想找的通水管、園丁或者育兒嫂,Nextdoor上都能找到,但是,網上信息分類過於龐雜,如何找到真實好評呢?如果是社區鄰居給推薦的,或許就不一樣了。甚至,鄰居還能幫忙盯着誰家附近是不是有槍擊等危險事件。

從2010年成立的Nextdoor,如何在Facebook的社交網絡一霸中找到出路,並找到屬於自己的盈利模式,如今走到上市?

Nextdoor:1/4美國社區都在用的社交App

Nextdoor一句話概括就是:以社區為中心的社交網絡平台。

這個社區是什麼概念?只有限定在一定居住範圍,大約5英里(約8公里)範圍內的住戶,才能加入屬於自己的鄰居社區(Neighborhood),從而共享APP上鄰居分享的各類信息、推薦、乃至二手物品的買賣等。

事實上,如今有27%的美國人無法叫出任何一個鄰居的名字。這也是美國政治學家、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羅伯特·帕特南在其《獨自打保齡球: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一書中提到的擔憂:

即使是在社交網絡出現之前,美國人過去那種喜好聚會、親密無間、關注公共話題、熱心公益事業的現象越來越少了,他們寧願獨自一個人打保齡球,也不願意參与那種籃球、足球等社群間的活動。

Nextdoor的創始人們,希望把“鄰里社群”這樣的社區文化,帶回越來越繁忙的社會節奏。一旦為鄰居提供了一個受信任且受保護的在線平台,鄰居們交流有關犯罪、公共場所、學校等各種當地的問題,美國各地的社區才會更加安全和強大。

“單身時,你可能不會覺得’社區’的概念有多重要。但結婚了,有了孩子,你會想念那種出門跟鄰居打招呼、叫得出鄰居名字、閑聊的時刻”。Nextdoor的創始人之一、前CEO Nirav Tolia如是說。

Nextdoor官網显示,截至2019年10月,美國四分之一的社區使用該平台。而且,除了美國之外,全球還有9個國家的25萬個社區都在使用這款App。

根據Sensor Tower數據,過去一年,Nextdoor的月活躍用戶增長了20%,它甚至成為了鄰里社區和公共機構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間傳播有用和重要信息的平台。

以加州聖馬特奧縣公共健康衛生部門為例,聖馬特奧縣升級轄區範圍內的健康安全級別到“最緊急”狀態(tier 1),該條信息就會自動出現在App的置頂位置。

半路轉型:從“體育百科”轉型“鄰里社交”

其實,Nextdoor的成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甚至還是一個“意外產物”。

Nextdoor的初創團隊包括6個人,來自斯坦福大學的Nirav Tolia、David Wiesen、Madison Bell、Adam Ginsburg,以及哈佛大學的Sarah Leary和伯克利的Prakash Janakiraman。

他們是怎麼走到一起的呢?還得從一家小型體育創業公司Fanbase說起。

2008年,Nirav Tolia與Sarah Leary共同成立了Fanbase,希望將其打造成一個體育界的維基百科,體育迷們可以共享信息。

經過兩年半左右的嘗試,一直沒有打造出特別成功的產品。儘管當時每月有1500萬的訪問量,但創始人知道,這沒有破解進一步增長的難題。用Tolia的話說是:“我一生中要做的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告訴投資者,我們失敗了。”

但團隊並沒有放棄。

2010年夏天,Fanbase團隊中有一半人呆在一起,創建了一個“十點鐘會議”,集思廣益下一個價值“十億美元”的創業想法。

David Wiesen是2008年從谷歌離開加入Fanbase的,也繼續留在了團隊當中,Madison Bell則是當時Fanbase的PM。Nextdoor的另外兩位聯合創始人Adam Ginsburg和Prakash Janakiraman,是Nirav Tolia此前創辦的另一家創業公司的員工。

2010年,恰好是Facebook作為社交網絡快速增長、迅速佔領市場的時期。Nextdoor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用戶真的需要另一個同類產品嗎?團隊認為,圍繞本土社區(local neighborhood)的優質社交平台尚未建立。因此,決定構建實質上是一個以社區為中心的社交網絡。

Nextdoor團隊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碼農出身,Tolia是斯坦福大學英語學士,從小在德州長大,他個人不止一次在採訪中提到,對成長過程中鄰里社區那種“熟悉感”的想念。而Madison Bell則畢業於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專業。

嚴格控制用戶註冊,5年後才試水商業化

很快,在2010年10月Nextdoor發布了第一個內測版,該版本就稱為“ Nextdoor”。有意思的是,內測版的首個社區就選擇在Facebook總部所在地門羅帕克市的一個街區,1年之後才發布正式版本。

Nextdoor並沒有為了快速打開市場而簡化註冊要求,而是在會員註冊上審查得尤為嚴格。

早期,Nextdoor通過傳單、明信片、紙質邀請函等各類線下的方式,邀請社區用戶進行註冊。即使到了今天,用戶要進行註冊,還是要完成基於住址的驗證,確保加入的用戶,都是在特定範圍社區內的。

例如,如果選擇手機驗證,那麼話費賬單地址必須與申請加入Nextdoor的地址相匹配;如果24小時內無法完成手機驗證,Nextdoor會自動將包含驗證碼的邀請信郵寄到該住址,完成驗證。上述都無法完成的話,用戶提供租賃協議、水電費賬單等副本,也可以完成基於住址的驗證。但無論是租戶,還是自住,都可以申請加入。

成立僅三年後,Nextdoor就在其平台上積累了22500個社區(全美國大約有15萬個社區)。直到2015年,Nextdoor才開始試水商業化,時任CEO Nirav Tolia接受採訪時表示,有41%的用戶每周至少使用Nextdoor 3次。

Nextdoor的商業化有以下幾種方式:

本地優惠(Local Deals):鄰里商家向其所在區域的用戶宣傳特別優惠,吸引用戶前往消費。基本上一次優惠消息的展示可能低至3美元,但通常在60-90美元區間浮動。

(本地小商家提供的優惠折扣,截圖自Nextdoor)

鄰里付費廣告(Neighbourhood Sponsorships):本地個人和小企業在新聞源中做廣告。在日常刷鄰居po的各類消息時,會夾雜出現各類維修工、保險經紀人、房產經紀人等的個人推廣廣告,這都是可以基於郵編進行自我推廣,需要按月付費。

第三種適合大中型企業,比如軟銀砸下了重金的垂直農場Plenty就在Nextdoor上投放廣告,Nextdoor對這類廣告主要求,最低一個月廣告費用為2萬5美金。

或將以50億估值上市,遭遇巨頭挑戰

Nextdoor的盈利模式可以說是幾乎復刻了Facebook的廣告獲利模式,但到目前為止Nextdoor並沒有透露具體收入以及是否實現盈利。

2017年,時任CEO Nirav Tolia在接受《財富》採訪時表示,過去一年,Nextdoor通過廣告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收入。他預計,2018年廣告收入將達到“數千萬美元”,但並沒有透露該公司是否盈利。直到2019年,Nextdoor發言人只透露希望“公司在2019年收入再翻一番。”

但這些並不能阻擋知名風投資本對Nextdoor的追捧。

根據Crunchbase數據显示,Nextdoor共完成融資約4.7億美元,去年9月F輪融資完成后,最新估值高達22億美元。它的投資者包括Benchmark、Greylock Partners、Kleiner Perkins、Riverwood Capital、Axel Springer和Tiger Global Management等一眾頂級風投。

今年10月,彭博社報道,按知情人士透露,Nextdoor將希望以40至50億美元的估值進行公開募股上市另一種可能是SPAC上市,交易可能在明年年底。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Nextdoor的CEO是Suare的前任首席財務官Sarah Friar。2018年12月,Sarah接替Nirav Tolia,成為新的公司CEO人選。在Sarah擔任Square的首席財務官期間,Square同樣經歷了IPO。

當然,除了是否真正實現盈利之外,Nextdoor的上市之路也面臨來自對手乃至科技巨頭的挑戰。

例如,分類信息的鼻祖Craigslist和點評網站Yelp,也有提供基於本地鄰里的贊助廣告,兩大科技巨頭FacebookGoogle也有基於本地範圍內的廣告展示。

而且,Facebook還一直在努力擴展其本地產品,甚至在剛過去的10月,Facebook發言人證實,Facebook在加拿大開始測試一項名為“Neighbourhood”的類似服務。

儘管面臨巨頭的多種潛在的進攻,Nextdoor對鄰里社交這一核心業務無疑是專註且迅速的,這也是其最大優勢。

以疫情期間為例,Nextdoor推出的一項鄰里服務就十分深入人心,在交互式地圖上,任何人都告訴大家“我願意提供什麼幫助”(help map)。點擊地圖上那些願意提供幫助的鄰居們,會看到有人可以提供遛狗、取葯幫助,或者去附近商店購買生鮮等,不一而足。

聖誕假期的到來,助人地圖也變成了歡樂地圖(cheer map),只要你在上面點亮那盞燈,彷彿告訴大家,我今年會在家裡戶外亮燈,讓大家感受冬日里的那點溫暖。

當然,科技可能會改變人類生活,但改變不了人性。

推特上一個粉絲超過42萬的賬號“Best of Nextdoor”專po各種Nextdoor上奇葩鄰里事兒和有(hu)愛(dui)日常:

“可以在晚上7:30稍微調暗一點戶外燈嗎?因為我的貓會抓狂。”

“嗯,我會把燈調得更亮一點的。”

【本文作者Xiao,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硅兔賽跑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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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出組合拳 復工更安全——天津市市場監管委推出五大舉措助力食品業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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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天津市市場監管委通過現場發放、微信、短信等多種形式,向餐飲服務經營者發布了《疫情防控警示十條》25000餘份,簡單易懂。向廣大市民發放了《天津市疫情防控期間食品安全消費提示》“明白紙”,倡導百姓家庭烹飪燒熟煮透,減少外出就餐。鼓勵餐飲單位提供“無接觸”服務,小微企業實行配餐制。

  “六必須”落實生產責任,支持企業有序復工復產

  “六必須”是指採取員工上崗前必須測體溫、必須佩戴口罩、生產場所和生產設備設施必須每日清潔消毒、產品出廠前必須做防護、廢棄物必須當日清除和必須合理安排班次、避免人員聚集等“六必須”措施,落實食品生產企業主體責任。

  “五要求”規範特殊食品,實施網絡“遠程”幫扶

  “五要求”是指監督特殊食品生產經營企業嚴格落實食品安全主體責任、嚴格執行良好生產規範、嚴格實施復產報備審查、嚴禁借防控疫情之名虛假宣傳、嚴格遵守價格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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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點我檢”新模式,適應戰時檢測要求

  天津市場監管委開展“你點我檢”免費技術服務,精準助力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品企業縮短復工調試時間,實現質量安全穩定滿負荷生產,加大市場供給。鼓勵承檢機構採取彈性抽樣模式,積極呼應部分政府和企業的疫情期間臨時管控措施,適時調整抽檢品種、項目和要求,幫助檢驗機構渡過難關。

  天津市市場監管委建立疫情防控戰時檢測機制,延長該市13家承檢機構990批次食品安全抽檢期限1個月。同時,大力推行“無接觸”式抽檢,及時將364批次常規抽檢任務調整為疫情防控的生活必需食品。緊盯“米袋子、菜籃子”食品安全,組織開展專項抽檢800批次。組織天津市食檢院、乳品食品監測中心等5家檢驗機構,開展乳品三聚氰胺和黃麴黴毒素M1專項抽檢,累計檢測964批次,保障41000餘噸乳製品安全供應市場。截至目前,該委組織開展“你點我檢”免費技術服務3000項次。

  “四道關口”保障隔離點供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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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悉,天津市場監管委還將進一步細化工作任務,分兩批出台服務企業的23條措施,在許可審批、餐飲監管、檢測服務等方面進行幫扶,提高企業復工復產效率。(鞠聞

責任編輯: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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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擬立法禁止濫食野生動物 食用者最高罰款2萬元

  新華社廣州3月4日電(記者周穎)廣州市人大常委會官網2日發布公告,對《廣州市禁止濫食野生動物規定(草案徵求意見稿)》面向社會徵求意見。草案徵求意見稿提出,食用法律法規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對食用人每人最高罰款2萬元,對組織食用者最高罰款5萬元。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草案徵求意見稿對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範圍進行了明確,包括野外環境中自然生長繁殖的陸生野生動物和人工繁育、人工飼養的陸生野生動物;國家、省重點保護的水生野生動物;國家、省有關規定禁止食用的其他野生動物。但前款規定中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規定的物種和列入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水生野生動物名錄的物種除外。

  草案徵求意見稿提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食用為目的獵捕、人工繁育、飼養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食用為目的經營、運輸、貯存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網絡交易平台、商品交易市場等不得為以食用為目的經營、運輸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提供場地、倉儲、中介等服務。

  草案徵求意見稿還提出,不得以葯膳的名義食用或者生產經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在酒樓、餐館、飯堂等經營場所食用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由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沒收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對食用人可處以每人最高2萬元的罰款,對組織食用者處以最高5萬元的罰款。

  草案徵求意見稿還規定,以食用為目的人工繁育、飼養法律法規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處以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價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在商品交易市場或者通過網絡交易平台以食用為目的經營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屬於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製品的,處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價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屬於非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及其製品,處野生動物及其製品價值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草案徵求意見稿擬於3月中旬進行審議。社會各界可在3月9日前通過电子郵件、傳真等形式向廣州市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反饋意見建議,或登錄“廣州人大立法”官方微博發表意見評論。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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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成立5年硬剛阿里,互聯網史上最強“造富神話”

成立僅僅5年的拼多多,不經意間已經成長為一家萬億公司。

2020年11月12日,拼多多發布的第三季度財報显示,公司Q3凈利潤超4.6億元,首次實現季度盈利,期間營收為142億,同比增長89%。受此消息影響,拼多多股價隨後快速上漲,達歷史最高點156美元,公司市值約為1.2萬億人民幣。

上市僅兩年,拼多多就成為了股價接近翻10倍的超級明星股,崛起速度令人咋舌。其創始人黃崢也成為了繼馬雲、馬化騰、農夫山泉創始人鍾睒睒后,中國排名第四的富豪。2020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显示,40歲的黃崢財富估值從212億美元上升至306億美元(約超2000億人民幣),蟬聯80后白手起家首富,同時也登頂上海首富。

拼多多是全球範圍內最快實現千億美元市值的公司。這個曾經的“電商小弟”,如今已經可以比肩巨無霸阿里。拼多多2020年Q3財報显示,其年度活躍買家數達7.31億,非常逼近阿里的7.57億。拼多多CEO陳磊上半年曾披露,拼多多平台的日訂單量峰值已經過億,每天發送的日均包裹數已超7000萬個,約佔全國的三分之一。

不過,不能忽視的是,在這家公司崛起的過程中,高仿假冒等標籤也如影隨形。同時,市場對其低價補貼模式的合理性也一直存在質疑。

如今,這家成立僅有5年的公司是否已經自證其模式的合理性?其市值增長的邏輯究竟是什麼?是便宜、消費降級還是平台補貼?是運氣還是創新?這一成功是否可以複製?這無疑是互聯網行業最值得研究的案例之一。

/01/

從夾縫中廝殺而出

2015年,傳統電商行業已是一片紅海,不僅有阿里、京東等綜合類別的巨無霸,還有蘑菇街、噹噹網、網易嚴選等細分領域的小巨頭。激烈的廝殺中,電商行業整體發展放緩,市場擴張幾近飽和。除了新流量和用戶增長逐步變難,相關平台的獲客成本也水漲船高。諸多投資人都認為,在這樣激烈的競爭中,幾乎不可能再誕生出一家平台公司。

同年,拼多多成立,並很快從夾縫中廝殺而出。如果說此前京東是通過新的物流模式來顛覆阿里的電商邏輯,那拼多多的主要模式是“社交+電商”。這一模式主要可以概括為:藉助低價爆款疊加好友砍價,利用微信群的轉發、分享、探討等社交網絡元素,以在微信中實現病毒式傳播。

拼團和粉絲裂變並非拼多多首創。在其之前,蘑菇街、唯品會和網易都用過拼團模式。拼多多的成功,除了背靠騰訊的低價流量,還主要得益於幾大“天時地利”。

2015年和2016年,中國電商市場正發生幾大變化:一是手機和網絡的廉價化。小米發布第一款紅米手機后,中國山寨機市場就逐步縮減。2015年到2018年,包括小米在內的幾大智能手機品牌逐步替代雜牌機,使得後者的市佔率從40%降至 12%。伴隨這個替代過程的,是下沉市場用戶在社交、資訊、娛樂、購物等多個層面的線上化,這助推了拼多多、快手和趣頭條等幾家互聯網巨頭的崛起。

二是三到六線城市的新互聯網用戶大量出現,國內支付技術日益成熟,微信和支付寶等支付手段進一步普及,均為用戶的移動購物提供了重要支持。

另外,在下沉市場用戶快速觸網的過程中,隨着低端供應鏈外溢,淘寶和京東等電商巨頭啟動打假行動,導致曾依託於淘寶和京東的低端供應鏈企業失去了立足之地,需轉移陣地,這為拼多多提供了發展機會。

在這些大背景下,拼多多依靠微信提供的廉價流量,從阿里巴巴等曾經放棄的淘寶低價市場中突圍而出,成為首個真正從微信流量分發中成長起來的小程序。隨後拼多多進一步轉化為獨立APP,再由獨立APP變為國民級APP。

2015年到2017年,拼多多通過在三四線城市用戶之間的分享,實現了用戶的高速裂變,在其他電商巨頭的激烈競爭中,開拓出了幾大電商平台較少深入拓展但人口龐大的下沉市場。

不過,在擴張的過程中,拼多多的問題多多,比如用戶經常詬病其模式對熟人社交信任度的透支。同時,因為早期山寨假貨橫行,“拼夕夕”一度成為公司難以撕掉的標籤。很長時間里,很多用戶對拼多多的印象停留在“賣便宜貨”的,便宜的原因多是假貨或補貼,專供消費降級人群和下沉市場用戶,一旦補貼取消了,假貨得不到治理,拼多多也就到頭了。

/02/

用補貼買用戶

2018年7月,拼多多以每股19美元的發行價登陸納斯達克,上市市值達240億美元。從一家初創企業到納斯達克上市,這個過程,拼多多用了不到3年。

作為一家閃電上市的互聯網公司,拼多多雖然已經登陸二級市場,但更像是個成績優異的“小學生”。上市之後公司面臨來自各方的巨大壓力,除了電商行業勁敵環伺,關於公司假貨、劣質貨的爭議也持續不斷。

彼時,拼多多的短期運營數據還算出色,但資本市場對這家充滿爭議點的公司並沒有長期信心,更多是抱着投機心態。這體現在公司過於震蕩的股價波動上:業績出色時股價猛漲,稍不如意則幾日內暴跌掉市值的二至三成。

一方面,市場質疑拼多多的低價補貼模式是否能夠構築真正的行業壁壘。另一方面,相比同期上市的美團等互聯網巨頭,拼多多的市場發展空間令人琢磨不透,公司“業績越好,虧得越猛”,同時公司此前曾表示將專註賣貨,不搞支付、金融、物流等副業,可以說幾乎“截斷”了資本市場對其長期發展的想象力。

市場質疑下,2018年拼多多推出“新品牌計劃”嘗試轉型,該計劃主要是在以天貓為代表的品牌市場中,針對白牌商品進行攻城略地。所謂白牌商品,是指來自產業帶的無品牌商品,通常直接由廠家或廠家的分銷方發貨,價格相比品牌商品有更多優勢。

從需求端來看,人們的常識是便宜沒好貨,“正品”是一種正確,假貨是不合理的,制假售假更是原罪,更貴的商品意味着更好的質量和售後等。但在拼多多方面看來,在供應鏈端,脫離消費品本身的使用價值來說,品牌更多只是一種溢價,尤其是很多工業化程度很高的消費品,如衣服、鞋包、日用百貨等,品牌間的差價往往遠高於商品質量本身的區別。

為了幫助那些沒有品牌的國內中小微企業分攤風險和成本,支持後者培育新的品牌,拼多多在營銷、補貼和研發方面進行了巨額投入。

同時,2019年年中開始,拼多多啟動了百億補貼計劃。此時拼多多的活躍用戶數已超過京東,就用戶數而言已成為國內第二大電商,擺在公司面前最大問題是銷售的低價商品導致“低質”名聲,同時過於依賴三四五線用戶導致人均消費額過低。

為解決這些問題,拼多多開始將目光轉向一二線城市消費者,推售品牌商品,但確保商品價格遠低於競爭對手。百億補貼背後,同樣是巨額的市場營銷和補貼支出。

對於企業來說,長期資本投入多或是為了鞏固存量業務的經營壁壘,或是為了開闢公司成長的第二增長曲線。在拼多多模式里,這一打造經營壁壘的關鍵是市場營銷。財報显示,公司既少固定與無形投入,也很少進行外部投資和併購,但卻將龐大資金用於補貼用戶、市場宣傳和做研發。

數據显示,2019年開始,拼多多每季度的營銷費用基本一直高於40億元。相比之下,營收規模已達千億量級的京東,2020年三季度的營銷費用才55億元,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兩倍。從2016年到2020年Q3,拼多多在銷售和銷售方面大概支出了近700億元。

拼多多的營銷支出持續超過實際收入,導致公司長期處於虧損和高資產負債狀態:2018年Q1至2020年Q2,拼多多有8個季度凈虧損超過10億元。2020年Q3,拼多多在市場費用方面投入了100億元,市場費用率為70.88%,雖然同比下降21個百分點,但仍然處於高位。

在補貼等資金壓力下,在自身不具備和不願意過早造血的情況下,拼多多隻能通過二級市場融資,不斷擴充彈藥庫。2018年7月上市后的兩年半內,拼多多多次通過定增和可轉債等方式進行融資,包括IPO在內合計融資額超過百億美元。從融資節奏來看,公司幾乎每隔半年多就會融資一次。

最近一次融資是在三季報發布后的幾天。2020年11月18日,拼多多發布公告稱,公司擬通過“定增 + 可轉債”方式融資最多20億美元,包括17.5億美元的可轉債,公司給與債券承銷商30天內行使超額配售權額外購買2.5億美元額度的債券。可轉債將於2025年6月1日到期,目前公司暫未公布可轉債的定價、利率和轉化率。

同時,公司還將增發2200萬份ADS,承銷商可以在30天內行使超額配售權額外購買330萬份ADS。截止到2020年9月30日,這批可轉債的實際價值為55億元。拼多多方面表示,本次發行所得款項將主要用於繼續重投農產品上行和C2M(工廠直連用戶)計劃以及技術研發。

可見,拼多多現有的用戶增長更大程度上是歸因於用戶補貼。並且,拼多多在獲客之後仍然要投入較大的成本補貼維持現有用戶的活躍性。而拼多多目前所探索的C2M模式對商品成本的影響目前依然非常有限,公司的用戶增長想要真正擺脫補貼,道阻且長。

/03/

首次季度盈利

告別高增長

不過,得益於疫情等帶來的新機遇,成立近五年的拼多多終於迎來了首次運營性季度盈利。

此前,拼多多做的更多是五環外的生意,如今消費降級趨勢下,包括一線城市白領精英們在內的不同區域、層級和年齡的用戶正嘗試使用拼多多。疫情影響下,市場迎來一波更強力的消費下沉與品牌清庫存需求,主打低價的拼多多對消費者的吸引力正在提高。

三季度財報显示,非美國通用會計準則(NON-GAAP)下,拼多多歸屬於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為4.6億元,去年同期為凈虧損16.6億元。財報稱,GAAP下虧損主要因為9.56億元的員工股權激勵成本、1.47億元的可轉債攤銷過程中的利息成本及1.5億的長期投資虧損。

不過,按通用會計準則,拼多多該季度依然虧損,凈虧損為7.8億元,去年同期虧損23.35億元,虧損大幅收窄。財報發布后,11月12日拼多多股價高開24%。

在用戶數據方面,三季度拼多多用戶持續高速增長,年活躍用戶與阿里進一步縮小,兩家平台的用戶重合度也越來越高:截至9月底,拼多多和阿里的年度活躍用戶總數分別達7.31億和7.57億,三季度該數據分別凈增加4810萬和1500萬。根據Questmobile互聯網秋季報告,在人均使用時長上拼多多已經反超手機淘寶,9月拼多多的人均使用時長是355分鐘,阿里是309.5分鐘。

不過,拼多多目前和阿里、京東的收入差距還較大:三季度阿里、京東、拼多多的收入分別是1551億元、1742億元、142億元,同比增速分別為30%、29%、89%。

目前,拼多多的收入結構較為單一,主要包括在線營銷收入和交易傭金。公司的策略是通過各種補貼拉新和留住用戶,對商家則相對強勢。隨着入駐商家數量越來越多,有限的免費流量越來越少,拼多多從商家賺取的收入也將逐步增加。三季度,拼多多從商家賺取的在線營銷費同比增長92%至129億元,幾乎翻倍。

在獲客成本上,依託微信生態的拼多多僅為200元左右,相比獲客成本超過1000元的阿里保持一定優勢。

不過,拼多多亮眼的用戶增長並沒有驅動GMV的高增長,公司的GMV正告別高增長時代,進入緩慢增長期:截止到2020年9月30日,拼多多年化GMV同比增長73%至14576億元,顯著低於2019年同期143.68%的增速。這主要受限於公司APRU值的提升。

客單價和物流仍是拼多多的短板:目前公司的人均客單價僅為阿里的五分之一左右。根據GMV=用戶*ARPU公式,三季度拼多多年度用戶達7.3億,同比增長38%;ARPU值為1993元,同比增加27%。可見ARPU值增長幅度較小,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GMV的增長。

從2020年Q2開始,拼多多就將補貼方向從高客單價的电子產品轉向低客單價的農產品。公司上線了“多多買菜”等新業務,嘗試通過提高用戶粘性來拉動客單價,但該補貼策略下,三季度其ARPU值的同比增速依然沒有大幅提升,甚至處於歷史低點。

同時,拼多多也迎來了來自阿里巴巴等巨頭更加激烈的對戰。過去一年,在電商產業帶方面,阿里巴巴對拼多多發起了激烈的價格戰。2019年的雙十一過後,阿里以1688在淘寶上開設的天天特賣工廠店為雛形,成立了C2M用戶直連製造事業部。自此,阿里巴巴在聚划算和“淘寶特價版+1688”兩條戰線和拼多多開戰。

為了應對拼多多上大量白牌商家提供的低價商品,淘系推出了1688平台。2020年3月,阿里又決定從手淘應用端且分出針對下沉市場的流量和供給,獨立出一個名為“淘寶特價版”的應用。

一場關於批發的零售混戰就此打響。2020年9月,上線不到半年的淘寶特價版和批發業務的1688正式打通。這意味着阿里在產業帶商家側的布局和變陣完成,手握產業帶資源的1688倍調往對戰拼多多的前線。與此同時,此前和拼多多血拚價格的另一“淘系”平台聚划算,則繼續維繫手機淘寶上的低客單價用戶,並再次回歸為品牌做營銷的定位。

淘寶特價版的流量主要來自下沉市場用戶,和拼多多的用戶較為重疊。Questmobile數據显示,2020年6月淘寶特價版的月活用戶規模(主站+支付寶小程序)約為4886萬,和拼多多約6.1億的月活用戶規模(主站+微信小程序)差距懸殊,與京東系的下沉業務京喜的近2.5億的月活用戶規模也差距較遠。

面對阿里的變陣,2020年7月底,拼多多上線了網站“多多批發”,定向邀請商家。9月,多多批發業務正式在商家應用後台打開入口,隨即在產業帶展開招商。多多批發和拼多多從商品到物流信息全部打通,批發商家和零售商家將在同一個後台競爭,疊加拼多多的拼團模式,平台對於批發商的話語權進一步加大,用量逼迫商家進一步降價。

在公司內部,拼多多創始人黃崢選擇急流勇退,從前台“後撤”,這被認為是另一公司變革信號。2020年7月1日,黃崢發布內部信稱,將卸任上市公司CEO、繼續擔任董事長,原CEO陳磊接任CEO,原高級副總裁朱健翀為首席法務官,馬靖為公司財務副總裁。8月6日,黃崢和CEO陳磊退出董事行列。

/04/

新資本故事

投資人看重的不是短期的創收和盈利能力,而是更長遠的增長空間和新業務的發展前景。

隨着拼多多多項財務數據逐步完善,資本對其持有的模式正從短期投機逐步走向長期,拼多多一季財報發布導致市值暴漲或暴跌兩成的情況正逐漸減少。不過,資本市場需要故事,即使是對阿里、京東和拼多多這樣的巨頭來說,新故事或者新增長點同樣重要。

此前,淘系平台的主力戰場是服裝、美妝品類等毛利高、周轉快的市場。京東則牢牢佔據了3C电子數碼品類,這些產品客單價高、標品、市場空間夠大。拼多多則更多從白牌、尾貨、農產品等領域切入,這些領域相對毛利低、經營風險較大。

最近幾年,三家電商平台正呈現出相互融合滲透的趨勢。比如,拼多多推出百億補貼,和國美合作,通過補貼等方式力推蘋果手機等大品牌,向京東和阿里的腹地試探;京東則推出京喜,在下沉市場瘋狂拉新,加大對日用消費品的資源傾斜;淘寶也在下沉,試圖用低價重新奪回丟失的市場份額。

對品牌商而言,其需要的是願意為品牌付出溢價的人群。有溢價才能夠支撐高毛利,而高毛利是品牌維持營銷投入的關鍵。這一生意邏輯在天貓、淘寶、聚划算等淘系電商平台上已經形成了閉環。拼多多對蘋果手機等高價商品的激進補貼,雖然拉高了客單價,但同時也導致了和品牌商關係惡化的風險。

比如,2020年8月,拼多多在未經特斯拉許可下,以秒殺的形式提供了5輛Modle3的購物補貼。特斯拉為了維護直營體系,和拼多多直接開撕。但這僅僅是近兩年拼多多和眾多品牌商的諸多糾紛和訴訟之一。

拼多多需要新故事。從目前公司的動作來看,買菜賽道和金融支付或是其下個階段的發展重點。

環顧2020年的中國互聯網行業,在疫情衝擊下,以生鮮日用品類為主的社區團購模式重新開始受到市場關注。買菜賽道已經成為巨頭入局數量最多、競爭最激烈的領域。目前,除了拼多多,騰訊、美團、滴滴等均已下場。比如,2020年5月,阿里的小店供應鏈業務零售通聯合大潤發開始試點社區團購業務;6月,小桔車服推出社區團購小程序“橙心優選”;7月美團成立優選事業部,進入社區團購賽道。

拼多多也將買菜業務上升到戰略高度。2020年8月,拼多多首次在南昌和武漢兩個城市試點上線多多買菜業務,經過試運營后,該業務迅速擴張,目前已覆蓋25個省份。在10月8日拼多多五周年年會上,黃崢稱買菜是拼多多的長期業務。

在戰略層面,電商三巨頭目前在生鮮買菜領域的打法和進度不同。從長遠來看,這個細分賽道的競爭才剛開始,而這場戰局的走向,或一定程度上決定拼多多的估值空間。

與此同時,在超7億月活的用戶數據下,拼多多也逐步显示出其在金融支付方面的野心。2020年年初,拼多多宣布正式收購付費通,這意味着拼多多曲線獲得支付牌照。9月,拼多多宣布其成為2021年央視春晚的獨家紅包互動合作夥伴,具體方式和金額還未公布。

過去幾年,央視春晚的紅包項目幾乎被互聯網巨頭承包:微信、支付寶、淘寶、百度、快手等前赴後繼地成為春晚合作夥伴,這除了能夠給相關平台獲得用戶流量,也有助加速其金融場景的推進。畢竟,紅包的背後,離不開支付、消費、理財等多個線上場景。

對於互聯網企業來說,建立底層支付體系具有長遠增長價值,支付牌照為此幾乎已經成為相關公司的剛需。2016年至今,小米、唯品會、美團和滴滴等互聯網企業均通過收購的方式獲得了第三方支付牌照。

在這場激烈的支付牌照爭奪戰中,拼多多同樣看到了國內支付業務的蓬勃發展。中國清算支付協會數據显示,截至2020年Q1,我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7.68億,同比增長28%,佔網民整體的85%;2019年網絡支付交易規模達251億,其中移動支付達到226億。

除了買菜和金融支付,拼多多鎖定了2021年春晚紅包獨家互動合作夥伴地位,很大可能性將有助於公司猛拉一波新用戶,其下個季度用戶追平淘寶並不令人意外。

對於拼多多來說,百億補貼等計劃為公司帶來了更龐大且多元的用戶,公司也因為保持用戶和營收規模高成長性,獲得了更多投資者的青睞。不過,隨着微信紅利消退,用戶獲取進入瓶頸期以及平台營收規模基數不斷擴大,或導致其規模增速逐漸放緩。同時,公司目前獲取和留存用戶依賴的依然是高額補貼模式,在自身造血功能不足的情況下,一旦失去外部資金驅動,資金鏈的風險依然不容忽視。

從上市當日19美元/股到如今超140美元/股,短短兩年多拼多多的股價暴漲了7倍。對於拼多多的價值,市場眾說紛紜:有二級市場私募基金經理坦言,拼多多市值超過阿里只是時間問題;也有券商分析師認為,拼多多模式並不符合價值投資邏輯。你認為拼多多未來會怎麼樣?

【本文作者節點財經,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節點財經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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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B站而不得的品牌,到底怎麼推銷自己?

整整齊齊24個泡泡瑪特Dimoo聖誕版盲盒放在一起,B站up主@卡粒粒在鏡頭前和小姐妹打賭,看誰能夠先抽到其中的隱藏款,視頻的評論下全部是趕來吸歐氣的年輕人。

卡粒粒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這群不斷花錢嘗新的年輕用戶,堆起了泡泡瑪特的千億市值,就算當初再怎麼不理解“盲盒”這種消費品的投資人,也開始震撼於年輕用戶的消費能力,以及他們迥然不同與過去的消費理念。

而品牌比投資人的嗅覺更加敏銳,未來幾年是90、00這批年輕人成家立業的關鍵時間節點,隨之而來的消費行為將會極大的影響消費市場。

比如在《2020中國Z世代汽車消費洞察》報告的預測中,未來五年汽車市場將會新增4千萬位年輕車主。率先反應過來的五菱和長城已經靠小型電動代步車月銷過萬,甚至超過了特斯拉。

想要押注未來的增長,品牌勢必現在就要將注意力放在年輕人身上,早做種草。但這群人不太好捉摸,外界認為他們表現出了“去品牌化”的消費特徵。

實際上,年輕人在具體的消費行為中並沒有排斥品牌,只是不再盲目相信品牌了。當下被年輕用戶青睞的品牌,比如在B站快速成長的三頓半、Girlcult等,實際上是和年輕人建立了新型的信任關係。

簡單來說,這種信任關係指的是,年輕人相信這個品牌能夠提供符合他們消費品位的產品,不單單是信任產品質量本身,還包含理念、情感、價值觀上的契合,相信品牌和我是“一夥的”。

甚至產品之外的契合,更能影響他們的消費行為,這也就意味着,品牌需要正視年輕消費者的變化,並以此重構營銷策略和玩法。

從賣方市場到買方市場,

品牌和消費者的權力轉變

不知不覺中,廣告變了,變得越來越隱蔽、越來越好看,越來越不像“廣告”。

舉一個最易被感知的例子,就是長視頻領域的廣告產品一直在快速迭代,硬廣從前貼發展到中插,植入從口播特寫到定製劇情,如今粗暴的口號式廣告越來越難在劇集和綜藝里見到了,品牌主正在小心翼翼地讓廣告對觀眾的打擾性持續降低,以免引起反感。

這背後其實是品牌和年輕消費者之間的權力轉變帶來的。

表面上看,消費市場里變化最大的是年輕消費者,相比較上一代對牌子貨的“迷信”,他們挑剔產品的質量和顏值,介意品牌傳遞的理念和價值觀,對每一次消費體驗斤斤計較,偏偏口袋裡又有成把的鈔票,讓品牌不得不討好。

實際上這種變化的深層次原因是生產力發展所帶來的兩個增長。一是供給端,在70年的工業化進程中,中國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其中代工廠能力、供應鏈以及物流等環節都是世界頂尖水平,在商品生產上呈現供大於求的狀況。

二是消費端,年輕一代是家庭財富積累和大經濟周期的受益者,Z世代的可支配收入高出全國人均37%,並且由於對未來收入的樂觀預期,當下年輕人比上一代更敢消費,普遍存在超前消費和信用消費現象。

就這樣,品牌的賣方市場變為了買方市場,確立了以消費者為中心的主體地位。在此種消費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年輕用戶,在具備消費能力后,自然而然要把錢花給更懂他們的品牌。

潮牌其實先大眾品牌一步,洞悉了這種變化。近些年潮牌品牌和年輕消費者之間的關係就像UP主、KOL和粉絲的關係一樣。UP主和粉絲在日常交流互動中不斷綁定,粉絲相信UP主生產的內容、傳播的理念,並且因為喜愛同一個UP主,會成為“精神共同體”,有着趨向一致的行為表現,在傳播上發揮着巨大的價值。

以supreme為例,品牌粉絲對其推出的產品表現出了無差別的喜愛,因為只要有supreme的品牌logo,粉絲就同時擁有了潮、酷的標籤,產品本身反而沒有那麼重要。品牌粉絲們在社交平台上曬出logo,就能成為一個圈子的“潮人”。

這種品牌和消費者之間的新型關係,被B站副董事長兼COO李旎總結為信任關係,即年輕消費者願意相信這個品牌能夠持續不斷地提供他想要的產品和服務,而這正是品牌銷售轉化的基礎。

在B站2020AD talk營銷面基大會上,李旎表示:“平等、信賴、尊重是和這一代年輕人溝通共生的基本原則,每一份來自消費者的信任,都是品牌的核心資產。”

潮牌之後,大眾品牌也開始嘗試和年輕消費者建立這樣的信任關係。客觀上說,在國內的品牌市場里,B站是此種信任關係的典型代表,無論是其自身品牌的建設歷程,還是社區內部的消費生態,都可以為品牌參考和賦能。

品牌能夠在B站上做兩件事,一方面是觀測B站自身品牌的變化來洞悉年輕人,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進入B站營銷來和年輕消費者建立信任關係。

品牌感興趣的年輕消費者都在B站

追逐用戶是品牌投放不變的法則,近些年用戶的時間越來越多的分配在線上,品牌投放的重點也一路從傳統媒體到社交平台再到視頻平台。

因為Z世代年輕人是視頻消費的重度用戶。根據騰訊新聞企鵝智庫發布的《2019 Z世代消費力白皮書》,Z世代用戶沉浸度最高的兩項線上行為是社交和看視頻,每天分別要花費近一個小時的時間。

未來視頻平台會進一步吃下品牌預算,但國內視頻平台競爭一向激烈,除了頭部的長短視頻平台以外,原先以圖文為主的平台也在向視頻轉型。

在這些平台中,B站或許並不是品牌投放的首選,但卻是品牌投放最想嘗試的平台。根據廣告代理公司微播易的數據,今年上半年,微播易承接的品牌投放在B站增速為300%。

為什麼B站在營銷市場中越來越重要了?除了月活、年輕用戶數等硬指標之外,B站吸引品牌的重要原因,就是B站已經和廣大年輕用戶建立了信任關係。

在年輕人眼中,B站是一家願意陪同其成長,和他們始終站在一起的公司,能夠持續不斷滿足年輕用戶的需求。在和B站相關的用戶評論中,最常見的兩個詞是“小破站”和“嗶哩嗶哩無限礦產公司”,一個表達了用戶和B站的親密關係,一個體現了用戶對B站內容服務的滿意程度。

回顧過去一年B站的品牌活動和自製內容,娛樂資本論發現相比較拉新、促活等互聯網公司的普遍追求,B站更希望以和年輕人平等交流的方式,進行理念層面的共振。

例如B站2019最後的夜跨年晚會實際上是在反映90後年輕人的文化和審美。B站市場中心總經理楊亮在B站2020AD talk營銷面基大會上說:“很多人問我這台晚會有什麼樣的秘訣?其實很簡單,就是我把B站的內容和社區氛圍,完整的呈現為了一台晚會。我沒有考慮我這台晚會有多少流量藝人、是不是夠二次元、是不是夠流行,我只是忠實的呈現它的原貌,我們這個社區文化的原貌。”

另外,B站今年兩檔S+級自製內容,《說唱新世代》是在回歸說唱本質,鼓勵年輕人擁抱自我表達個性。《風犬少年的天空》則帶着已經進入社會的90后,重新體驗了一遍青春。

無論是品牌活動還是自製內容,B站的出發點首先是滿足年輕用戶需求。在以年為單位計數的品牌營銷歷程里,年輕用戶逐漸和B站之間建了這種信任關係,並且不斷拓展到整個年輕群體,最終都在拉新和會員增長上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當下B站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進入,根據bilibiliQ3財報數據,B站月活如今已經到了1.97億,並且根據《2020中國互聯網發展統計報告》,每兩个中國年輕人中,就有一個是B站用戶。

李旎有信心B站會一直是年輕人的聚集地,因為B站不會對內容進行挑選,而是維持一個良性循環的內容生態,年輕人會根據自身興趣進入不同的內容圈層,從而留在B站,甚至為B站創造內容。

對品牌而言,B站內的年輕人是等待挖掘的富礦,除了搭乘B站品牌營銷活動的東風外,在B站這個文化社區內,品牌也可以嘗試像B站一樣,和年輕人建立信任關係。

如何在B站搞定年輕人?

“我知道很多品牌都對B站和年輕人很有興趣,但有時候會覺得無從下手。”

B站副總裁劉斌新在B站2020AD talk營銷面基大會上直接點出了品牌的顧慮,於此同時,B站官方也給出了匹配的營銷解決方案,包括花火商業平台的優化、UP主“3i興趣營銷模型”,以及聯動百大標杆品牌的“PLAN B”計劃。

但和具體的營銷工具相比,貫穿大會始終的,是三個需要品牌意識到的營銷理念,這不止在B站奏效,還適用於所有想要和消費者建立新型信任關係的營銷場景中。

首先是當下年輕用戶的行為由興趣驅動,品牌要在Z世代中獲得認知,就要從用戶興趣開始。B站副總裁張振棟在B站2020AD talk營銷面基大會上提出了一個新的商業邏輯:“‘貨找人’的時代要過去了,以後品牌營銷要讓‘人找人’。”

B站有7000多個興趣圈層,品牌想和年輕人交朋友獲取信任,首先要先入圈,在合適的興趣圈層內找到合適的UP主,由他來激活用戶興趣。戴森在B站的成功營銷案例,就是和萌寵UP主的一系列合作,其中和@奶糕成精檔案社合作的《控夢大師》,用動物擬人的創意,展現了品牌和寵物家庭的適配性。

在品牌和UP主合作,或者自建內容的過程中,要學會尊重年輕人的表達方式,用他們喜愛的方式進行營銷。鬼畜是B站聞名的特色內容,今年阿里巴巴和騰訊兩大巨頭從B站火出圈,無論是“釘釘求饒”還是“企鵝吃辣椒醬”都實現了和年輕群體的有效溝通,消解了輿情危機,也獲得了用戶好感。

有些時候,年輕人的表達不只有語言,還有精神。其中對傳統文化的推崇是B站用戶的顯著特徵,美妝品牌花西子和UP主@雁鴻Aimee的合作沒有局限於美妝,而是給了UP主足夠的空間,用60天的時間打造了苗族傳統頭飾,契合了當下年輕人的復古和本土意識,在B站獲得了近兩百萬的播放量,並被中國日報等官方媒體報道。

現在兩個月過去了,娛樂資本論打開這條視頻,發現播放量、點贊、彈幕一直在不斷上漲,B站的社區生態其實凸顯了優質內容的長期價值。

在B站2020AD talk營銷面基大會上,UP主@盜月社食遇記分享和品牌合作的經歷時,也強調了他們創作的視頻,會持續不斷有用戶觀看,甚至這些廣告內容,會成為UP主和粉絲之間的“梗”,持續出現在他們之後的創作中。

當然B站內容的長期價值不止體現在時間上,還體現在粉絲和用戶二創中。UP主@狂阿彌_在採訪中透露和咖啡品牌三頓半的合作中,發生了一件令他意外的事:“沒想到我和三頓半推出的聯名款在B站有很多朋友做了開箱視頻,讓我覺得做商單不是把東西推廣出去就結束了,而是能獲得延伸,有更大的價值。”

這也要求進入B站的品牌,認真對待每一個產出的視頻,發揮內容的長期價值,不斷將年輕用戶捲入進來,建立信任。

就像品牌在B站不是只為了單次轉化效果一樣,B站本身的商業化建設也不只是為了變現。B站向品牌方、UP主、用戶開放的廣告和營銷設施,可以讓三方形成良性循環,品牌獲得用戶信任,UP主獲得廣告收益,用戶獲得可持續消費的優質內容。

從今年7月花火平台上線至今不過半年的時間,B站商業化的增長速度就超過了外界的預期。

從2019年全面開放商業化,B站的商業化進程不斷提速,廣告客戶數據連續7個季度增長,2020年Q3,同比增長達200%以上。未來兩到三年內,B站仍然有一定的增長紅利,而它提供的差異化信任價值,值得關注年輕人的品牌研究與思考。

【本文作者王半仙,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娛樂資本論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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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追討香蕉80萬獎金:那些年一擁而上的影視扶持計劃

劉曉峰至今還記得王思聰頒獎時的那句話:出一點錢幫助中國電影市場的基礎建設。

一周前的12月7日,香蕉影業拖欠編劇80萬獎金的話題登上了微博熱搜。劉曉峰在微博發文透露,其參加香蕉影業舉辦的“香蕉新編劇圓夢計劃”並簽署版權轉讓協議后,一直沒有收到承諾的獎金和劇本版權費。

劉曉峰對數娛夢工廠透露,在一年多催促無果后,11月底他迫於無奈委託律師向香蕉影業遞交了律師函。微博發聲3天後的12月10日,香蕉影業曾給出一個解決方案,劉曉峰方認為方案並不公平,不予接受。截至15日,雙方仍未達成和解。

2018年,王思聰的香蕉影業用630萬助力青年編劇圓夢的計劃曾在影視圈掀起一陣熱議。但據相關人士透露,去年”香蕉新編劇圓夢計劃”的6位獲獎人,自去年7月左右和香蕉影業簽署了劇本版權轉讓協議后,至今尚未收到來自香蕉影業的一分錢。

對於影視新人來說,單人上百萬的獎金是一筆巨額数字。依靠一次比賽成功突圍,既能獲得獎金,也可能得到行業資深人士的賞識,為自己的職業生涯打開更廣的路,這是包括劉曉峰在內大部分參賽者的期望,也是各類影視新人扶持計劃最吸引年輕創作者的地方。

中國全年票房破百億到六百億的十年間,大量資本湧入影視行業,湧現了一大批針對導演、編劇等的影視新人扶持計劃,包括騰訊、阿里、萬達、愛奇藝等等業內知名公司都有參与。為青年電影人圓夢、為影視行業注入新鮮血液,是這類扶持計劃的共同目標。

但在影視寒冬和疫情突襲的接連影響下,這些影視新人扶持計劃成果到底如何?參与的年輕電影人們到底收穫了什麼?

編劇微博追問王思聰

“我也想體體面面地把事情解決掉”

為了王思聰口中的“一點錢”,劉曉峰已經追了一年半。

2018年,入行不到兩年的編劇劉曉峰帶着自己的原創劇本《天才編劇》,參加了由香蕉影業舉辦的第一屆“新編劇圓夢計劃”。

“新編劇圓夢計劃”是香蕉影業新人扶持計劃的第二場。2017年,香蕉影業的“新導演掘地計劃”曾拿出650萬作為獎金支助青年導演,比賽后入選的導演也都得到了和香蕉影業簽約的機會。由此,630萬圓夢編劇的計劃一經發布,便吸引了包括劉曉峰在內的青年編劇的注意。

(香蕉新編劇圓夢計劃的宣傳詞是:筆交給你,夢交給我。)

1988年出生的劉曉峰,大學學的是商科,畢業后在酒店工作了幾年,但自小熱愛文學他一直利用空閑時間堅持寫作。2016年,當時還在寫網文的劉曉峰聽從了朋友的建議自學了劇本寫作,第二年他將自己第一個劇本《塔台驚魂》投到了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創投會,並成功賣了出去,這給了他不少信心。

但眾所周知,影視行業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圈子。為了接觸到更多的資源,拓寬自己的職業道路,劉曉峰將自己的第二個劇本投到了“新編劇圓夢計劃”。

“王思聰是一個三觀很正的人,當時參加圓夢計劃,除了確實不菲的獎金之外,我也希望能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公司,對校長非常信任。”劉曉峰對數娛夢工廠表示。

630萬的獎金,一二三等獎的獎金分別是150萬、120萬、80萬,這樣的獎金額度在國內編劇比賽中是難得一見的。此外,香蕉影業還表示會和入選的編劇簽署經紀合約。對於新人編劇來說,這無疑是一次寶貴的機會。

據香蕉影業透露,“第一屆新編劇圓夢計劃”共收到了3千多位編劇的劇本,經過初試複試的層層選拔之後,最終入圍了6位。入圍的編劇中不乏科班出生早已有代表作的編劇王芸、柴楚然,也有像劉曉峰這樣自學成才的新人編劇。

2019年6月18日,香蕉影業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舉辦了“香蕉好奇之夜暨新編劇圓夢計劃頒獎典禮”。頒獎典禮現場,劉曉峰和其他五位獲獎的編劇一同簽署了獲獎劇本的版權轉讓協議。比賽之後,劉曉峰也順利和香蕉影業簽訂了編劇經紀合約,成為了香蕉影業的一份子。

“聽到王思聰在頒獎典禮說,希望用一點錢幫助中國電影市場的基礎建設,我肅然起敬,也堅定了跟隨香蕉影業繼續創作好作品的決心。”劉曉峰迴憶。

但他的願望最終沒能實現。

劉曉峰說,2019年7月,他協助香蕉影業在上海市版權局進行了劇本版權轉讓。據合同規定,版權轉讓完成后,香蕉影業需在一定工作日內付清本次活動的獎金和劇本版權費,共計80萬元,但劉曉峰從去年至今一直都沒有收到相應款項。

因為有第一屆新導演計劃选手及時收到獎金的先例在前,出於對香蕉影業經濟能力和公司信譽度的信心,劉曉峰當時並沒有過多擔心,頒獎典禮上香蕉影業關於獲獎項目的開發計劃也讓他對未來充滿期待。

2019年,王思聰曾因為“熊貓直播事件”名下資產被凍結。劉曉峰表示,對於公司當時的情況也比較理解,所以未曾催促,但資產解凍之後,他的訴求依然遭到多番推諉,沒有得到解決,隨後便遭遇了疫情。

從去年7月到今年11月底,劉曉峰和香蕉影業的CEO韋翔東就此事有過持續的溝通,但都沒有得到明確答覆,韋翔東甚至表示是王思聰沒有給到這筆錢

劉曉峰表示,因為多番溝通不得,外加家庭經濟壓力,他最終委託律師向香蕉影業遞交了律師函,隨後他的事情就被轉到了下屬部門。

今年11月底遞交律師函后,事件依然沒有推進,直到劉曉峰發了微博之後才有點實質的進展。“我也是沒辦法了,希望藉助微博、通過輿論的力量能引起王思聰的注意。我也想體體面面地把事情解決掉。”劉曉峰無奈地表示 。

“最可怕的不是拖欠獎金,是霸王條約”

發布微博后,劉曉峰收到了不少來自編劇前輩、同行的關心和問候,紛紛詢問事情進展,卻也有不少人質疑他為什麼要做出頭鳥。

“其實我很多朋友並不建議我發微博,大家認為由於編劇行業的特殊性,一旦鬧上網絡就相當於撕破臉,很多同行也說我這麼一鬧職業生涯算是完了,但我只想維護屬於自己應得的權益。我只是陳述事實,我這麼做有什麼不對嗎?”劉曉峰說。

劉曉峰並非不知行業規則,但他實屬無奈。拿不到獎金,拿不到稿費等,無論是對於新人編劇還是從業多年的資深編劇來說,都是太常見的事情了。

參加類似的比賽最可怕的不是拿不到獎金,而是簽訂霸王條約。”編劇何鳶對數娛夢工廠表示。在她看來,這類的劇本大賽,對新人來說確實是機會,可以結交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接觸一些資源,但也是平台和資方希望用更少的錢來換IP的手段。

何鳶對數娛夢工廠介紹,在這類編劇比賽前,編劇都要簽署一份協議,其中便可能出現賽后劇本版權歸屬以及劇本修改等,在這種情況下,編劇一般都是沒什麼主動權,如果你不簽署便不能參加本次活動

“其實基本上參加比賽的編劇對這些套路都是清楚的,大家都是‘賣姑娘奶兒子’,用一個故事換來的錢來養活另一個故事。”何鳶說。

儘管很多的編劇同行們都對劉曉峰的遭遇表示同情,也對他的勇氣表示讚揚,但是很少有編劇願意會像他一樣。“很多時候覺得項目不靠譜就不了了之了,及時止損,都不會說得這麼明白。”何鳶說。

青年導演尹瑞也對數娛夢工廠表達了類似的觀點。“這樣的事情太多了,但一般大家都不會說,因為或許後面還有其他的合作機會會補償回來。”

12日10日,香蕉影業曾給出一個解決方案,但劉曉峰方認為該方案並不公平,不予接受,目前雙方還在協商中。截至目前,劉曉峰的微博已經發了一個星期,雖然當時引起了一番熱議,但顯然網友的關注點已經開始轉移。

簽約一年多來,劉曉峰和香蕉影業從未合作過任何項目,對於劉曉峰來說,在這場比賽中他什麼也沒有得到。

而他的父親在聽說他微博維權的事情后再次住院。截至目前,包括王思聰、韋翔東、香蕉影業方面都沒有做出任何官方回應。

票房爆炸的十年:

新人計劃扶持了一堆文藝片?

國內影視行業的的快速發展,也催生了各類影視新人扶持計劃百花齊放。

國內知名的影視新人扶持計劃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由劉德華作為發起人的“亞洲新星導”,當年寧浩和他的《瘋狂的石頭》就是從這個項目中脫穎而出。

2010年中國內地年票房突破100億,2011年華誼兄弟和光線傳媒先後啟動了自己的導演計劃,不過當時兩家老牌電影公司簽的都是相對成熟的導演或圈內人士。比如華誼的“H計劃”簽了烏爾善、馮德倫、馮小剛,光線的“新導演培養計劃”則更傾向於跨界的新導演,如當年剛從演員轉行導演的徐崢、鄧超、趙薇等。

到了2013年,中國全年票房突破200億,電影單片突破10億,電影行業迎來了更多的資本,出於對更多創作人才的需求,各路影視新人扶持計劃越來越多。

自2015年起,包括騰訊影業、萬達影業、愛奇藝、壞猴子等公司都相繼推出了各自的新人扶持計劃,不僅針對導演,也有的針對編劇、演員、攝影和後期人員等。

騰訊影業2015年成立之初便發起了針對青年導演、編劇和演員等三大影視產業主要工種的“NEXT IDEA青年影視人才計劃”。

其中“青年編劇大賽”從2015年到2018年連辦四屆;“青年演員大賽”曾和開心麻花等平台合作,舉辦三屆;青年導演的選拔則和“青蔥計劃”以及FIRST青年電影展合作。在FIRST影展脫穎而出的《中邪》便是在騰訊影業的支持下完成了重拍

除此計劃外,騰訊影業還在2017年聯合愛奇藝、二十世紀福克斯國際製作、新片場、新浪娛樂、伯樂影業、好傢伙影業等發起的“比翼新電影計劃”,主要針對網絡電影選拔出10位青年導演。其2017年發布的十個網絡電影項目都已上線,其中包括《無罪之城》《靈契》《獵魂師》等,不過大部分口碑欠佳。

此外在今年10月騰訊閱文新麗三家的聯合發布會上,騰訊影業公布自2019年開啟的青年導演培養計劃,目前已經簽下了4位青年導演,其中三位的長片作品已經在籌備中。

企鵝影視也在2018年推出了“青夢導演扶持計劃”,雖然招募公告稱面向的是院線電影和網絡電影,但從具體的扶持條例來看,依然更多偏向的是低成本自製的網絡電影。

其賽程表明,網絡電影板塊每屆扶持10位導演,單部影片的扶持資金最高達400萬,院線電影則表示將選出三位,每個項目只提供前期開發資金的支持,但官方未曾宣布最後扶持的項目和选手。2018年後再無消息。

2017年萬達也推出了“菁英+計劃”,除青年導演還提出要扶持青年編劇、攝影和特效人才等,並且與“青蔥計劃”合作,後者選拔出的人才將會成為萬達“菁英+計劃的簽約導演。

不過截至2020年末,“菁英+計劃”扶持的電影人才中,只有導演白雪憑藉電影《過春天》被觀眾熟知。

同年愛奇藝也提出了“大愛青年電影計劃”,由愛奇藝、大地影業、電影頻道、正夫影業推出,第一屆投入5000萬元推出十部劇情長片。按照官方說法,第一屆共收到700多個原創項目,其中入圍的電影就包括大受好評的文藝片《春江水暖》,今年以付費點播的形式登上了愛奇藝。

此外,愛奇藝“17計劃”也是2017年提出,主要針對青年導演的處女作,目前推出作品有《八月》《淡藍琥珀》《道高一丈》《桃源》等,其中張大磊導演處女作《八月》曾在2016年獲得金馬獎最佳影片。

總體上看,即便是業內知名公司的扶持計劃,最後走出來的項目也主要是偏小眾題材的院線文藝片,或是質量平平的網絡電影。

香蕉計劃和壞猴子影業的扶持計劃在定位上則另闢蹊徑。

2017年香蕉影業發起的“新導演掘地計劃”,旨在發掘商業類型片導演。香蕉影業第一年用650萬作為獎金,從800多位導演中選出16個,然而目前為止,還未曾有一部作品或者導演成為範例。

目前來看,針對商業片人才的發掘,最為成功的或許要數寧浩的壞猴子影業發起的“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了。從這一計劃走出了多位知名導演。包括憑藉《綉春刀》系列被大眾熟知的路陽,《我不是葯神》的導演文牧野,《受益人》的導演申奧等。

今年11月底,bilibili也和壞猴子影業合作,發布了B站X壞猴子影業青年導演扶持計劃,預計每年打造三十部短片作品。

影視名人用自身名氣和資源帶動新導演也是一種方法,比如賈樟柯2010年發起的“添翼計劃”以及黃渤的HB+U新導演助力計劃。賈樟柯在前幾年曾作為監製和投資人推出了《hello!樹先生》等電影節熱門作品,董潤年的《被光抓走的人》以及李霄峰的《風平浪靜》都是黃渤扶持的作品。

此外商業性質的還有的版權交易平台雲萊塢發起的“雲萊塢·新編劇大賽”,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名赫集團、阿里文學主辦的”華語國際編劇節”,以及優酷今年提出的“一千零一夜編劇計劃”。

有編劇被拖欠150萬

更慘的是劇本被壓不孵化

從校園選拔到導演聯盟,從文藝小眾電影到商業類型片,這些新人扶持計劃聚焦影視創作的不同人群、不同階段,可謂是百花齊放。但從前面的詳細梳理可以看到,真正出來的優秀新人和優秀作品相當有限。

那些最終脫穎而出的項目,往往也是也是輾轉國內多個影展影節創投、扶持計劃后才得到認可。比如白雪曾帶着《過春天》參加過“青蔥計劃”,隨後又獲得了萬達的支持。顧曉剛的《春江水暖》也曾去過“青蔥計劃”,之後才從愛奇藝的“大愛青年電影計劃”中脫引而出。

“新人扶持計劃有很多,但其實意義不大。”導演尹瑞對數娛夢工廠說,“尤其這兩年,靠譜的很少,而且普通的新人很難被選上,不是有能力就可以的,題材、機遇什麼的都很重要。”

編劇何鳶也表示,在比賽中“低價”賣齣劇本不是最難過的,最難過的是對方拿着故事,只是壓着,一直沒辦法孵化

目前,劉曉峰的劇本依然在香蕉影業手中,未曾得到開發。按照他的說法,去年該劇本也曾入圍北京國際電影節的創投並得到多位投資人的青睞,但由於劇本版權在香蕉影業,於是他便將意向投資方推薦給了香蕉影業的相關負責人,但隨後便不了了之。

由此來看,項目落地才是導演編劇的最終訴求,但目前,在這一方向上,國內影視行業依然是任重道遠。

行業寒冬和疫情的打擊讓影視行業重新洗牌,隨着熱錢消失、一些跨界而來的公司離開,很多新人扶持計劃也沒了動靜。

“其實只要有一批公平和正直的人真心想要扶持青年人,還是能做好的。”尹瑞認為。經過一輪洗牌之後,真正留下來、依然堅持發掘年輕電影人的新人扶持計劃,會形成更強的口碑效應。

劉曉峰提到,他發出微博之後,有前輩找到他透露,他是科班出生的,入行早兩年,但目前為止被拖欠的稿費已經高達150萬。

“儘管不太可能,但我依然希望我是最後一個遭遇這種情況的人,也希望行業能越來越好。”劉曉峰表示。

【本文作者王瑩,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數娛夢工廠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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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不歡迎網紅

直播帶貨風生水起,網紅成了眾人追捧的香餑餑。商家們爭先恐后地擁抱網紅,雙手奉上自家的看家產品, 希望能被頭部主播選中。網紅,成了商家銷量的保證。另一邊,上市公司也躍躍欲試地想要搭上網紅經濟這班順風車,他們不用網紅帶貨,而是劍走偏鋒——通過和網紅進行股權上的合作,拉動股價瘋狂漲停

從有望套現1個多億的“原來是西門大嫂”,到衝擊資本市場遇挫的羅永浩和吳曉波,從身陷“假燕窩“風波的辛巴,到撐不起上市公司的張大奕……資本市場擁抱網紅已不是偶然,反而還形成了固定劇本:高溢價牽手網紅—股價漲停再漲停—引發質疑—熱潮退去—股價大幅回落

在這出資本大戲中,誰是導演?誰是撐起這場戲的群演?他們在打什麼算盤?他們會以什麼方式出場並落幕?深燃帶你看清背後的門道。

網紅遇A股

先牽手,后翻車

網紅和股市就像一對眉來眼去、你有情我有意的戀人,總想找機會發生一些故事。股市每次向網紅拋來橄欖枝的瞬間總能引發市場的關注。不過,根據過往合作案例來看,這兩者的結合最後往往會翻車。

12月8日,主營業務為整合營銷的A股上市公司元隆雅圖發布公告稱,擬斥資2.7億元收購知名網紅“原來是西門大嫂”背後的有花果傳媒公司60%股權。此次交易溢價高達52倍,引發市場廣泛質疑。該網紅本名張馨心,在有花果傳媒公司持股比例為45.8%,交易如果達成,張馨心將套現約1.24億元。

消息放出的第二天,股市很給面子,元隆雅圖股價全天飄紅,漲幅最高達3.58%。不過從12月10日開始,股市彷彿回過神來一樣,連跌不止。12月14日,跌幅最大達10.52%。

同樣是在12月,互聯網初代網紅羅永浩衝擊資本市場的嘗試以失敗告終。

12月3日晚間,上市公司尚緯股份發布公告稱,終止收購星空野望40.27%股權事項,老羅的“真還傳”劇本改寫。此前,尚緯股份打算以28倍的溢價,花5.89億元與老羅綁定。在《脫口秀大會》總決賽中,羅永浩透露,2018年底開始欠下的6億元債務,已經償還了近4億元。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他應該能夠在一年內還清欠款。隨着收購終止,羅永浩的還款計劃出現了新變數。

而在更早之前,和羅永浩命運相似的是財經網紅吳曉波。2019年3月31日,全通教育發布公告稱,擬作價15億元收購吳曉波創辦的杭州巴九靈文化創意股份有限公司96%股權。收購重組方案公布后,來自深交所的問詢函甚至直接詢問此次交易是否為“忽悠式”重組。半年後,此次併購以失敗告終

股市惦記網紅,不是一天两天了,他們興高采烈地牽手,又前赴後繼地“翻車”。

近日,“快手一哥”辛巴售賣假燕窩事件持續升級。廣州市白雲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稱,正在對此次事件進行調查。受此消息影響,12月10日,與辛巴存在股權綁定的起步股份股價跌停。12月11日,起步股份股價跌出近半年的新低點——8.47元,較雙方“聯姻”時9月23日17.55元/股的高點,跌去51.7%。

成功上岸的公司日子也不好過。

微博圖文時代的頂流網紅張大奕與開淘寶女裝店的馮敏合作,將這家名為如涵控股的公司推向納斯達克,套上了“網紅電商第一股”的光環。然而好景不長,如涵“上市即巔峰”,上市破發、連年虧損,市值從最高超過10億美元縮水至2.41億美元,蒸發了75%。在美股逗留了1年零7個月後,三位創始人提議將公司私有化

而在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與網紅捧起對方的雙手,上一秒還是“小甜甜”,下一秒就變成“牛夫人”的戲碼更是頻頻上演。“直播一哥”李佳琦、“直播一姐”薇婭、“田園牧歌”派網紅李子柒均出演過類似大戲。甚至都不需要綁定股權,股市瘋狂到“沾薇婭就漲,貼李佳琦就飆”

今年5月份,主業為家紡的夢潔股份宣布與謙尋文化簽訂戰略合作協議,與旗下主播薇婭在消費者反饋、產品銷售、薇婭肖像權、公益等方面開展合作。此消息一出,夢潔股份連續拉出7個漲停板,短短兩周內,夢潔股份股價累計上漲幅度高達124.13%。但在此期間,夢潔股份大股東們卻接連減持股份,引發監管部門關注,最終引發股票大跌。網友們調侃稱,雙方為股民們演示了一波教科書式“割韭菜”

“直播一哥”李佳琦也沒缺席。2020年1月15日晚,新文化發布公告,與李佳琦所在公司美腕達成合作。隨後新文化股價上演5連板。不過和夢潔股份經歷相似,新文化后因股價熱炒引來深交所問詢,1月23日股價跌停

李子柒與女鞋上市公司星期六的故事更加“蜿蜒曲折”。星期六,辛苦賣鞋20年,不及搭乘網紅概念20天。股權穿透圖显示,星期六的實控人張澤民通過上市公司星期六的母公司——深圳市星期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廣州琢石成長股權投資企業18.9%的股權。而廣州琢石是微念科技的投資人,持股比例5.66%。因此,張澤民間接持有子柒文化0.55%的股權。

即便實控人資產並不屬於上市公司,但就是因為這麼一丁點關係,2019年12月12日,星期六迎來了第一個漲停。短短一個月,星期六股價從7.2元上漲至30.22元,市值上漲至223億元,市盈率高達159倍。但隨後股價暴跌

一個願意買,一個急着賣,不管面對多少質疑,也無法阻擋他們不顧一切相愛又翻車的腳步。

撈一筆就跑?

網紅加股市套路深

加倍!再加倍!這不是斗地主,而是上市公司收購網紅所在公司時的真實狀況。

在全通教育牽手吳曉波的案例中,3倍的溢價算是相當“保守”了。最近尚緯股份牽手老羅28倍的溢價、元隆雅圖給“原來是西門大嫂”開出的52倍溢價,讓人們漸漸看明白上市公司“迎娶”網紅的一個重要規律——高溢價

根據元隆雅圖的公告,該公司擬以現金方式收購北京有花果文化傳媒有限公司60%股權,交易對價2.7億元。公告中展示了第三方機構出具的評估報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有花果全部權益價值為4.54億元,賬面凈資產為851.01萬元,溢價率達到5230.07%。值得注意的是,收購方元隆雅圖並不富裕,截至今年三季度,元隆雅圖賬面的貨幣現金僅為1.78億元。另一則公告显示,元隆雅圖擬向控股股東借款不超過2億元。

尚緯股份同樣大方地給羅永浩背後公司開出了5.89億元的“彩禮錢”,數據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星空野望凈資產為5192.48萬元,若以尚緯股份5.89億元收購40.27%的股權計算,其溢價率高達2819.13%。

為什麼這些上市公司願意花大價錢、甚至寧可舉債也要“迎娶”網紅呢?

其實,局外人看來這些公司似乎“人傻錢多”,但精心構建資本局的雙方有厚利可圖

尚緯股份高溢價收購星空野望失敗后,大股東的 “套現局”輪廓漸漸清晰。這筆交易一旦達成,甚至可能出現創始人“人在牢中坐,錢從天上來”的“魔幻套現戲碼”。該公司創始人李廣元在2016年因行賄罪被判11年,此次交易前持有尚緯股份28%的股份,且與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李廣勝為兄弟關係。按照收購協議,如果要讓尚緯股份實控人同意將星空野望注入上市公司,星空野望的股東就必須同意用轉讓款來承接尚緯股份實控人關聯方李廣元持有的股份。由此,這筆交易中尚緯股份支付的5.89億元,將有3.4億元間接流入公司實控人關聯方李廣元的“口袋”。

如果說通過收購套現的流程過於繁瑣,還有另一種“簡化版”方式——宣布與頂流網紅合作,甚至曲線投資網紅所在公司,拉動股價暴漲,大股東趁機套現

星期六、夢潔股份、起步股份都曾有過類似操作。

僅僅是因為星期六實控人張澤民間接持有李子柒所在的子柒文化0.55%的股權,就引來遊資瘋狂炒作。同花順數據显示,從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0日,星期六先後11次現身龍虎榜,席位基本上被各路營業部佔領,各大遊資接力推波助瀾。2020年1月17日晚間,星期六發布公告稱,公司董事李剛、董秘何建鋒、副總經理李禮合計減持37.98萬股,共套現約1251萬元。1月16日至21日,控股股東深圳市星期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合計減持735.45萬股,共套現約2.4億元。

來源 / 星期六減持公告

今年5月11日,夢潔股份與薇婭所在的謙尋文化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消息發布后,夢潔股份在5月12日至20日連收7個漲停板。之後,公司股東武靜於5月12日至18日期間,合計減持公司股份1.85%。今年3月-5月,該公司高管及股東團隊成員累計減持金額過億元。

9月16日,起步股份發布一則關於股份轉讓協議的公告,交易完成后,辛巴系將成為起步股份第二大股東。消息一出,起步股份股價立即大漲,9月17日-23日連續5個交易日漲停,累計漲幅達61.14%。9月30日,起步股份發布公告稱,9月7日至23日,起步股份控股公司香港起步減持2.36%,減持總金額約1.15億元。

總結來看,網紅和股市的結合特點有——高溢價、通過收購套現,或股價拉升後有套現行為。

那麼,從公司特徵來看:什麼樣的上市公司格外青睞網紅?

財報給你答案:財報數據显示,根據尚緯股份10月24日公布的2020年三季報,該公司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4600萬元,同比下降51.47%,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減少50%至0.09元/股。算上這次,這是尚緯股份上市以來第3次跨界併購失敗了。

根據起步股份2020年三季報,2020年1-9月實現收入8.90億元,同比下降16.13%,扣非歸母凈利潤5505萬元,同比下降56.13%,2018年、2019年這兩年扣非歸母凈利潤同比分別下滑了11.85%及19.85%。就在最近,起步股份還面臨媒體對於其“隱藏關聯方、虛減費用及虛增業績”等質疑,12月16日發公告做出了澄清。

再看全通教育,12月7日,全通教育發布公告稱,鑒於公司2019年凈利潤金額未達到公司層面業績考核要求,決定減少總股本和註冊資本。9月23日,證監會廣東監管局公布,全通教育存在信披違規行為,2016年年報多計收入2316.93萬元、占公司當年營業收入的2.37%,凈利潤多計164萬元、占公司當年凈利潤的1.59%。2019年,全通教育實現營收7.18億元,同比縮減14.51%;全年凈虧損7.33億元,較上年同期凈虧損擴大了11.59%。

普遍來看,這些公司主營業務疲軟,不被資本市場看好、備受質疑、命途多舛,因此想通過和網紅牽線來逆天改命也就容易理解了。

“脆弱”的商業模式

網紅救不了上市公司

在為張大奕量身定製的紀錄片《網紅》中,配了一句英文,“Baby, you’re firework”——主動將網紅比作“絢爛又短暫”的煙花,冥冥之中暗示了網紅經濟的脆弱。

網紅,在如今全民帶貨的時代,意味着關注度,意味着流量,在一定的條件下,還意味着產品的銷量。賣淘寶女裝出身的如涵創始人馮敏在上述紀錄片中說道,“找一些適合當意見領袖的人,合作分工,有人格背書的店鋪會起得更快”,總結出了網紅經濟的雛形。

然而,這種高度依靠個人的商業模式容易被質疑的一點就是可持續性

在全通教育提出收購巴九靈后,深交所兩度發函問詢。第一次問詢中,深交所要求全通教育結合巴九靈對吳曉波個人影響力的依賴度、吳曉波個人IP的價值變化及可持續性等,說明巴九靈業務模式的穩定性、業務經營的可持續性。換言之,深交所對於依靠個人IP而運作的商業模式可持續性提出了質疑

深交所還特別提出,此次交易的實質是否為吳曉波個人IP證券化。全通教育回應稱,實質為標的公司完整業務體系的證券化。不過,之後這樁收購告吹。

這種風險在張大奕及如涵身上體現地更為明顯。今年4月,張大奕與天貓總裁蔣凡出現緋聞。在如涵2021財年Q1財報電話會議上,被問及張大奕在這個季度收入的貢獻和增長時,如涵方面稱,在產品銷售收入方面,與上一財年同期相比,由張大奕產生的收入下降了約33%,主要原因之一是自2020年4月以來,出現的負面宣傳影響了收入

除了負面消息的影響,張大奕本身的影響力也大不如前。2016年,張大奕可以在鏡頭前驕傲地喊出“2016絕對是張大奕的時代”,但如今,論帶貨能力,人們首先會想到的是直播網紅薇婭和李佳琦。

在《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中,愛麗斯和紅桃皇後手拉手一同出發,但不久之後,愛麗斯發現她們兩個人處在與先前一模一樣的起點上,紅桃皇后告訴她,“以你現在的速度你只能逗留原地。如果你要抵達另一個地方,必須以雙倍於現在的速度奔跑”。這便是殘酷的紅桃皇后定律。更殘酷的是,如果這個定律用於形容網紅的職業生涯,貼切極了

直播帶貨的風口吹來,張大奕拍圖-修圖-發圖就能漲粉的優勢被稀釋。在直播帶貨全面爆發的雙11中,鮮見如涵旗下網紅的身影。根據數據作戰室的數據,在今年11月11日雙11活動最後付款的前兩小時,張大奕的店鋪在女裝熱銷店鋪排行榜中僅列21名。

在上述電話會議中,如涵方面稱,如涵將張大奕對於收入的貢獻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平台業務下的服務收入,另一部分是產品銷售收入和自營業務。平台業務下的服務收入中,張大奕產生的服務收入,主要是電商直播產生的收入,佔8%,占整個服務收入的不到10%。而在產品銷售收入和自營業務下,張大奕服務的網店產生的產品銷售收入在本季度和上一財年同季度均佔總產品銷售收入的70%左右。這透露了兩個信息——張大奕依然給如涵貢獻了大部分收入,如涵主要收入依然來源於開網店的收入,而非直播電商

“在網紅KOL這塊踩中一個風口了,就像一條小船游在海里,沒必要再去北冰洋,也許會翻船。”這是馮敏對於直播這一風口的態度。

如涵將自己定義為網紅孵化器,然而2017、2018、2019財年前三季度,張大奕貢獻了如涵50.8%、52.4%、53.5%的收入。如涵控股登陸美股破發時,王思聰就犀利點評稱,如涵的網紅孵化、網紅電商、網紅營銷模式沒有驗證成功,也沒有證明出自己可以培養出新的KOL。如涵董事長助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略顯無奈地表示,“我們不認為誰還能打造下一個張大奕,她目前佔據紅人電商賽道中的頭部位置,要想突圍不太現實。”

而從實質交易過程來看,尚緯股份牽手羅永浩,元隆雅圖牽手“原來是西門大嫂”,全通教育牽手吳曉波,這些都是高溢價併購,會給資本市場帶來實質的動蕩可能性和風險。

與高溢價併購伴隨而來的則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商譽過高,埋下暴雷隱患

銀保監會主管的學術期刊《金融監管研究》的一篇名為《商譽、高溢價併購與股價崩盤風險》的論文曾指出,根據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數據,併購溢價越高或者高溢價併購事件,均會顯著增加收購方的商譽資產規模。併購中產生的巨額商譽,引爆投資者情緒形成股價泡沫,是商譽加劇股價崩盤風險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前期積累的股價泡沫在公司業績無法維持時則更加容易破裂。

這篇論文特別提到——為了減少風險,要避免跨行業併購。因為行業差別太大,收購方對被併購方的業務不熟悉,很難深入參与其運營管理,也無法形成良好的協同效應,不利於併購后企業績效的提升。

但上述上市公司中,主營業務為電線電纜的尚緯股份、賣童裝的起步股份、主營業務為軟件和信息服務的全通教育,均為跨行業合作或併購。

通過以往的案例,已然清晰明了地得出一條規律——股市不歡迎網紅。不過,利益驅動之下,日後或許還會出現上市公司牽手網紅的戲碼,並以同樣的方式謝幕。

借用電影《教父》中的一句台詞:“This is a business”——談生意,僅僅有流量是不夠的,生意無法活在泡沫里,而是需要活在堅韌、牢固、可持續的商業模式里。

【本文作者魏婕,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深燃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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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沉迷面前,遊戲公司與家長能和解嗎?

“我的孩子沉迷遊戲,我該去找誰負責?”一位家長茫然地在電話中質問道。

在陸陸續續往遊戲里充了1萬多元后,她才意識到自己的孩子玩遊戲已有三年之久,她們家是做生意的,起初根本沒留意到這筆錢。在通話時,她的訴求只有兩點:退全款,把孩子賬號封禁掉。

在騰訊團隊幫助家長追回損失后,這位家長低聲質問,“你們為什麼要做遊戲呢?

相似的情景,每天都在騰訊成都未成年人遊戲服務團隊的客服工作中上演。

事實上,大部分家長與客服溝通的過程中,態度都還算冷靜,但有時也難免遇到一些極端案例,比如一位父親在申請退款過程中氣從中來,在電話那頭直接打起了孩子,工作人員不得不充當起和事佬,平復大人和孩子的情緒。

在遊戲問題上,家長、孩子與遊戲公司之間的鬥爭和撕扯,雖然在沉迷無法根本解決之前得不到平息,但遊戲已經成為休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且經過十多年的成長變遷和當前防沉迷技術及體系的改進,三方越來越懂得用正確的心態對待遊戲本身。

那麼,因為孩子,家長和遊戲之間的對立情緒,有機會和解嗎?

家長VS遊戲:天然的對立面?

在我國遊戲產業的發展歷程中,輿論的反對聲音和外部監管一直如影隨形,甚至很大程度上還影響着行業的走向。比如2000年一紙遊戲禁令,國內主機遊戲戛然而止,錯過黃金時期后,再也沒能重新回到行業中心。

當時,這背後正是家長們對遊戲漫天的斥責與憤恨,隨着後來幾年網游在全國各地的網吧鋪天蓋地襲來,遊戲熱潮徹底被點燃,家長們更是將此視如洪水猛獸。在對網絡遊戲產業掀起的一場集體訴訟中,一位發起者曾強烈表示,“網絡遊戲的消費和毒品的消費本質上沒有區別”。

遊戲初入國內,家長便和遊戲企業站在了對立面,這其中既包含對孩子沉迷遊戲影響學業與健康的焦慮,也是出於對未知事物的畏懼。研究表明,過往對遊戲的種種誤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家長不玩遊戲,他們關於遊戲的信息,都是道聽途說來的片面的或誇大的信息。

那時候,與遊戲同時存在的,還有一個令家長們談虎色變的詞:網癮,甚至因此出現了一系列利用戒“網癮”牟利的惡劣事件,其帶來的社會疼痛直至今日也未退卻,比如“雷電法王”楊永信至今仍是很多年輕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然而,現在代際更替帶給遊戲公司與家長關係相對緩和的一個機會。最早接觸遊戲的一批80后及90后們,逐漸成家立業,他們對遊戲抱有情懷,很多人也把鼓勵孩子玩“好的遊戲”納入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在孩子玩遊戲的問題上,他們更偏向於“堵不如疏”的教育方式。

而且也因為自身經歷過,他們堅信“自己一定比父母那輩在家庭教育上做得更好”。正是如此,網癮一詞也已經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當然,家長想引導孩子正確對待遊戲或玩“好的遊戲”,其實並不簡單,他們鼓勵孩子多接觸3A遊戲,可孩子不見得領情,更關鍵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孩子使用手機規避家長檢查的能力越來越強。

所以,家長們迫切需要藉助平台推出的功能去管控孩子,這其實也是緩解衝突的契機。

比如,孩子趁家長的粗心,偷偷讓家長做了人臉識別和實名驗證,導致幫助他們通過了平台檢測。而騰訊遊戲最近在人臉識別驗證流程中上線了語音播報和畫面提示的功能,一旦觸發人臉識別驗證,語音播報可以讓家長聽見這次人臉識別是在幫孩子往遊戲里充錢,從而提醒家長。

未成年保護系統的推出不但是遊戲平台的社會責任,也直接站在了家長的戰線上,成為了家長的的助手。

依靠技術消解隔閡?還不夠

由於沒有遊戲分級,保護未成年人的重任幾乎都落在了防沉迷系統上。當前防沉迷系統的完善也進入了一個空前加強的地步。這有賴於技術,比如人臉識別,即便是用戶在遊戲賬號註冊的時候,用的是成人身份信息,現在的技術已經能夠做到在遊戲運行的過程中監測。

據悉,針對疑似未成年用戶的人臉識別驗證已應用於騰訊旗下超過100款移動遊戲產品,平均每天有393萬個帳號在登陸環節,1.2萬個帳號在支付環節觸發了“人臉”。

但即使技術再強大,也總有解決不了的問題。這些需要家長們一同努力解決。

就像最簡單的,將孩子賬號綁定到「成長守護平台」上,可以監管孩子玩遊戲,而對於很多上了年紀或不懂智能手機的監護人來講,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麼個系統。這是防沉迷系統最大的“漏洞”,也是家長共同參与管控未成年人、各自承擔起責任的阻礙,一旦家長不參与,他們還是習慣性地埋怨遊戲公司,這顯然是錯誤的邏輯。

所以說,防沉迷系統構建的核心並不是技術,而是家長。

我們看到,一方面,騰訊遊戲在農村地區加強宣傳,使用傳統拉橫幅的方法,吸引家長關注並使用“成長守護平台”;另一方面,騰訊未成年人遊戲服務團隊逐漸在給家長退款的過程中,摸索出家庭的矛盾,通過交流溝通,指引家長學會使用平台提供的未成年人保護系統。

相比前者,後者更為有效。因為宣傳畢竟是被動的,所能觸達的範圍不能保障,但是,基於退款的強烈需求,家長會主動與遊戲企業產生溝通,在溝通的過程中,客服能趁機讓他們了解並利用防沉迷體系,還可以回答家長處理孩子與遊戲關係時產生的一些難題。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客服人員的工作中,“能否不讓孩子玩遊戲”是家長們問的最多的問題,當被告知可以通過一鍵禁玩功能,直接把這個遊戲給封停掉時,很多人都顯得很詫異。他們其實就是防沉迷系統無法觸及的家長,有了這一類似篩選的環節,客服人員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普及。

當然,普及的目的是讓更多家長主動綁定成長守護平台,單一使用一鍵禁玩反而可能讓家長和孩子的矛盾擴大化,這時候家長需要權衡利弊,適當選擇更為溫和的方式與孩子進行溝通。

總的來講,技術其實是有邊界的,防沉迷系統再完善,家長不知道怎麼使用,效果便大打折扣。騰訊設置未成年人遊戲服務團隊的雖然包含退款,可現在更深的價值正在顯現,即培養家長的教育能力。家長學會處理與遊戲之間的矛盾,才是真正的負責。

不過,事實上很多家長仍在推卸這種責任。前段時間,不少家長群里流傳着一張“要求國家全面禁止網絡遊戲”的聲明,再次提及精神鴉片這一說法,大概意思宛若十多年前“討伐”遊戲時。

為什麼會提出封禁遊戲?因為本質上家長訴諸暴力手段遠比引導、教育孩子簡單得多,很多人不願意費這個力。但這恰恰反映出很多人教育孩子時的責任缺失,如果說在防止遊戲沉迷的問題上,社會層面的監管和遊戲廠商分別做到了1/3的責任,而家長遲遲不對剩下的1/3負責,那未成年人沉迷的問題永遠無法解決。

未保不僅是遊戲問題,更是社會議題

12月16日上午,一年一度的中國遊戲產業年會又來了,其中未成年人守護分論壇每年也是行業風向標一樣的存在。

這次發布會集結了騰訊、網易、盛趣、多益等大量主流遊戲廠商,他們圍繞生態守護、家校共建等議題進行了討論,活動還發布了由主管部門指導,騰訊、網易、人民網牽頭開展的《網絡遊戲適齡提示》團體標準。

一定程度上講,這是一次遊戲廠商在未成年人防沉迷問題上責任的公開明晰,對於未成年人遊戲保護這個貫穿遊戲產業發展的社會難題,很長一段時間,家長都將遊戲公司視為“敵對者”。如今,國家政策、遊戲公司都在主動往前邁步,家長也不應該原地不動。

解決沉迷問題需要多方協同,遊戲公司與家長更應該增強溝通和交流,這樣遊戲沉迷背後的家庭教育問題才能夠浮現出來,幫助責任方對症下藥。

比如,很多家長在申請退款時,多次詢問能不能不讓孩子知道是自己讓平台封禁了他(她)的賬號,或綁定了成長守護平台,甚至也不要求封禁孩子的遊戲賬號。還有一些極端情況,家長在電話那頭直接動了手。前者是管不住,後者則是教育方式不對。

孩子在遊戲上產生的問題,其實很多都是家庭教育問題或心理問題的一種外在表現,例如同伴關係差、學習壓力大、親子關係差等等。透過他們玩遊戲或家長對待孩子玩遊戲的不同處理態度,恰恰能暴露出關鍵性矛盾,這時候客服所發揮的作用就不單單是普及防沉迷系統,而是介入教育。

如果客服在整個電話溝通過程中,認為家庭的親子關係比較緊張,或衝突性很大的,他們會主動向家長提出來需不需要心理輔導。而對於一些特殊的情況,客服人員希望通過告知家長來引起他們的警戒。

假如一個孩子拿家長的帳號,給十幾個或幾十個同學的帳號充了錢,這背後很可能就有校園霸凌。

如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員所感知的那樣,最早他們是認為自己在解決退款問題,到中段,提供的服務和遊戲產品運營緊密聯繫起來,而未來他們希望這個團隊能在公共服務上更有溫度、付出更多。

技術、服務以及與家長的溝通和教育,實際上是一套組合拳,除此之外,遊戲公司也在與解除防沉迷限制的行為积極鬥爭。一面打擊身份信息買賣的灰色產業鏈,一面配合相關部門抓獲打着解除防沉迷旗號進行詐騙的團伙。

從談遊戲色變,到有意識地與孩子溝通遊戲,或以開明的態度指引孩子,這本身就是家長與遊戲妥協或尋找合適方式相處的過程,遊戲公司也在這一過程中試圖通過溝通消弭對立。儘管這種和解才走了第一步,但未嘗不是一個好的開始。

【本文作者歪道道,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歪道道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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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比辛巴更該被懲罰?

辛巴、李佳琦、羅永浩接連被指涉嫌“虛假宣傳”,頭部主播順風順水的好日子到頭了嗎?

事實上,頭部帶貨主播涉嫌“虛假宣傳”問題或許只是直播電商行業的冰山一角,有關直播帶貨翻車的消費者投訴更是屢見不鮮。

今年雙十一之後,中消協發布報告显示,雙十一期間,有關“直播帶貨”類負面信息已達33.41萬條,日均在1.24萬條左右,虛假宣傳、售後服務差成為消費者吐槽的高頻關鍵詞,直播帶貨風口下的行業亂象逐漸顯現。另一方面,國家重拳出擊,網信辦發布《互聯網直播營銷信息內容服務管理規定(徵求意見稿)》,第一次對直播服務流量造假、虛假宣傳等做出直接規定。

火爆不代表繁榮。一方面是部分只顧着聚流量、擴銷量的網紅和商家,一方面是由於商家、主播之間責任界定不清晰,遇到售後問題時互相“踢皮球”的情況時有發生。

眾聲喧嘩之下,行業是否也應該多一層理性思考:在直播營銷活動中,面對消費者投訴,哪些參与主體應該為此負責,各方責任又該如何界定?直播帶貨糾紛中,為何“背鍋”的總是網紅主播?主播到底要為產品質量把關承擔多大的責任?

而更加可怕的是,如果種種法律判斷又疊加了公眾的泄憤情緒、商業的利益共謀,以及強行的道德綁架,“罪過”又該如何計算?

辛巴們”是不是該被懲罰的唯一主體?

在“辛巴燕窩事件”中,快手頭部主播辛巴幾乎成為網絡輿論的眾矢之的:“辛巴售賣假燕窩”“辛巴涉嫌虛假宣傳”“辛巴被立案調查或面臨刑事處罰”等“口誅筆伐”的言論甚囂塵上,引一眾看客“在線吃瓜”。

然而不禁要問,無論從法理層面還是直播平台治理層面,主播、商家、平台等直播營銷活動的參与者之間責任該如何界定?

“在《民法典》的框架下,國家制定了《电子商務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侵權責任法》、《產品質量法》等眾多法律法規。因此,雖然直播帶貨糾紛中責任主體比較多,但是基本可以根據實際情況找到法律依據,目前還不存在現行法律無法解決的問題。”电子商務法律網創始人、电子商務法起草專家阿拉木斯告訴億邦動力。

億邦動力在諮詢多位職業律師和法律專家后了解到,雖然直播電商是新事物,但其本質還是通過網絡銷售商品的行為,按照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完全可以解決絕大多數糾紛。此外,近期包括網信辦、市監局等部門也出台了針對直播帶貨的行業指導意見。因此,解決此類糾紛的關鍵還在於執法尺度和執法能力的問題。

有法律人士將網紅帶貨主播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經營類主播,二是推廣類主播。經營類主播在直播間推廣銷售的商品通常為自有品牌或自家生產、經營的產品,購物鏈接會將消費者引流至自家店鋪,由主播承擔所有售後服務,其獲利模式是賺取銷售利潤。

而推廣類主播一般是通過直播間向觀看者展示產品並加以解說,消費者需要點擊商品鏈接跳轉至第三方商家店鋪購買,由店鋪經營者承擔所有售後服務,帶貨主播賺取廣告推廣服務的傭金,而非銷售利潤。

眾多直播電商平台主播在直播間推薦“茗摯”品牌燕窩食品

在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股權高級合伙人黃偉看來,兩種類型的帶貨主播所承擔的責任有所不同:經營類主播實際上承擔的是銷售者角色,網絡直播帶貨實際上是一種銷售行為。因此,應該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要求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假一賠三、假一賠十等。

而推廣類主播在直播間的營銷活動更類似於廣告代言人,雖然相對商品銷售者的法律責任較輕,但仍然對於所代言的產品負有初步審查和試用的責任,如果不能證明以上兩點,則也要承擔連帶責任。

“根據廣告法的規定,廣告代言人明知或者應知廣告虛假仍設計、製作、代理、發布或者作推薦、證明的,應當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基於此,律師黃偉認為,在辛巴燕窩事件中,承擔責任的主體至少包括作為實際銷售者的品牌方、主播和其所在MCN機構。

對於品牌方來說,如果是涉嫌銷售食品類假貨,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將會面臨假一賠十的懲罰。如果主播所屬MCN機構簽訂了商品推廣協議,並參与設計創作了用於商品推廣的口播稿和文案,則要承擔廣告發布者和廣告經營者的責任;而由於涉事主播的獲利來源為推廣傭金,因此很有可能被認定為廣告代言人,與廣告主承擔連帶責任。

然而,在“辛巴燕窩事件”中,本應由商家與主播共同面對公眾質疑,解決消費者投訴問題,卻因為商家的不作為,主播及其所在機構首當其沖。迫於各方壓力,辛選官方提出“先行賠付”方案,召回辛選直播間銷售的全部“茗摯”品牌燕窩產品,並承擔退一賠三的責任。

無獨有偶,美妝博主“大西米君”也曾公開爆料稱,在某次大牌美妝直播合作中遭遇商家真假混賣行為。事件發生后,商家以“這個貨一看就不是我們家”的為由,拒絕為直播間粉絲退貨退款。因此,不少粉絲向博主大西米君討要說法,在和商家溝通無果並遭遇惡意恐嚇的情況下,“大西米君”先行承擔了為消費者退貨退款的責任。

在電商行業,“先行賠付”是一些成熟電商平台為保障消費者權益而採用的兜底服務方案。然而,在直播營銷場景中,面對合作商家的不作為行為,主播是否有義務為消費者的維權行為“兜底”呢?

有行業人士分析認為,雖然在很多直播營銷活動中,主播與商家簽署的是商品推廣協議,主要扮演“廣告代言人”的角色。但是考慮到主播和粉絲之間的信任關係,如果粉絲在售後服務方面遇到問題,主播也應該代表消費者向商家協商,為消費者維權。“某種程度上來說,主播與消費者屬於利益共同體。”他說。

不過,北京盈科(杭州)律師事務所股權高級合伙人黃偉律師則認為,主播“先行賠付”的行為只是其維護聲譽的個人行為,並不具備廣泛推廣意義。

“現行法律已經為消費者提供了多種救濟途徑,而推行新制度需要從法理上進行科學、多方的論證,比如這樣的規定是否突破了侵權責任法的規定、是否有上位法的依據等。主播和商家之間簽署的合同對於約束雙方的行為是具備法律效力的,針對商家不作為的行為,主播可以依據協議向銷售商和生產商進行追責。”他表示。

此外,網傳“辛巴被立案調查或面臨15年刑期”的說法實際上並不成立。相關法律人士指出,廣州市白雲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的立案調查是行政執法程序,不是刑事偵查程序,行政立案調查與刑事立案偵查是完全不同的法律範疇。僅憑帶貨“假燕窩”行為本身尚不能推斷辛巴是否涉嫌犯罪,根據行政機關的立案調查行為也不能推斷辛巴已涉嫌犯罪。“更像是網絡上的以訛傳訛,而非專業判斷。”

法律糾纏?利益共謀?

情緒泄憤?道德綁架?

看上去法理責任界定清晰,但為何輿論矛頭直指網紅主播?

有行業人士分析認為,繼短視頻“種草帶貨”之後,直播帶貨“所見即所得”的購物體驗迎合了如今“越來越懶”的消費者。而其中的網紅主播,尤其是頭部主播在整個社交場景中變成了更大的流量樞紐,他們可以聚集一批有共同消費需求的粉絲,為他們匹配最合適的產品,同時向供應商爭取到最優惠的價格。

“消費者不必在多平台進行商品搜索、篩選和比價,也不用為拼單而動員親朋好友,只要‘蹲’在主播直播間,就可以獲得全網最具性價比的商品,帶貨主播成為那個可以影響用戶購物決策的意見領袖。”上述行業人士表示。

而在很多法律從業者看來,在直播營銷場景中,承擔商品推廣任務的網紅主播幾乎可以視為法律意義上的“廣告代言人”。其中,頂流帶貨主播的影響力已不亞於“明星代言人”。

據了解,大家傳統認知中的“明星廣告代言”實際上也會根據明星廣告形成信賴的方式與程度,具體分為提示廣告、描述廣告、勸導廣告和證言廣告四種類型。其中在提示廣告和描述廣告中,明星不會以個人名義對產品做購買提示、證明和保證。而在勸導廣告和證言廣告中,明星代言人會勸告、誘導受眾選擇廣告所推銷的商品或是信誓旦旦地以親身經歷證明、承諾、推薦代言商品。

“在直播電商交易中,帶貨主播不僅會展示、介紹商品的種種功能、成分、質量、效果和銷售情況,還會對商品質量及功效做出明確的證明、評價或擔保,並通過各種肯定的言論和誇讚,勸告、誘導受眾下單購買所推廣的商品,這基本上都屬於勸導廣告和證言廣告的範疇。如果產品質量出現問題或者廣告內容被判定為虛假廣告,勸導、證言廣告中的廣告代言人會承擔更大的法律責任。”一位法律從業者解釋道。

某直播電商平台帶貨主播(甲方)與品牌方(乙方)簽訂的商品推廣協議截圖

此外,根據市場監管總局發布的《關於加強網絡直播營銷活動監管的指導意見》,網絡直播平台也應按照《电子商務法》規定履行电子商務平台經營者的責任和義務。即同一商家多次出現消費者投訴,那平台也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包括要求商家賠償消費者損失,對店鋪採取罰款、整頓、清退等措施。

然而,針對諸如“辛巴燕窩”類似事件,卻沒有任何平台出面表態。“從商業角度上,網紅直播的每一筆交易,平台都會以各種方式進行抽佣。”

億邦動力在調研中了解到,事實上,辛巴徒弟“時大漂亮”近期在直播間推廣的“茗摯”品牌即食燕窩並非首次亮相直播間銷售。從去年開始,“茗摯”品牌即食燕窩產品先後在其天貓、京東官方旗艦店上架;今年以來,先後有十幾位明星藝人和主播在直播間推薦過“茗摯”品牌的同款產品,其中包括朱丹、王耀慶、馬可、劉畊宏、瑜大公子、李響、恭弘=叶 恭弘一茜、郭聰明、金銘等。

目前,茗摯品牌旗艦店燕窩產品已在天貓、京東平台下架

通過調取其中6名知名帶貨主播的直播回放發現,這些主播在推廣“茗摯”品牌即食燕窩產品的時候,幾乎在使用同一套直播營銷話術。例如:“燕窩採用進口馬來西亞紅樹林燕窩為原材料”;“所有原材料都在國家檢疫檢驗研究所備案”;“每碗100g,不低於50%的燕窩固形物含量,每碗含有2g左右的干燕窩,開蓋即食,老少孕婦皆宜”等。此外,直播間主播團隊還會通過現場開蓋試吃的方式,肯定產品的質量、成分和風味,通過各種溢美之詞為推廣產品證言。

一位合作過上百名網紅主播的零食類商家告訴億邦動力,品牌方在合作帶貨主播的時候,通常會提供兩個版本的產品賣點,一版給選品官用於商品審核,另一版給帶貨主播用於直播間講解。

“只有少數主播會結合自身體驗對產品進行個性化講解,大部分主播只會依照品牌方提供的賣點介紹,很少遇到主播自由發揮、誇大宣傳甚至虛假宣傳的情況。品牌方沒有給到的產品賣點,主播怎麼敢隨便說呢,這是要追責的。”上述商家說道。

從辛選官方聲明中可以看到,辛選與融昱公司簽署的《品牌推廣合作協議》中明確約定了品牌方應對產品介紹信息的真實性負責,但檢測結果显示,“茗摯”品牌即食燕窩中的燕窩成分不足每碗2克,與產品賣點聲稱的“不低於50%的燕窩固形物含量,每碗含有2g干燕窩”的信息嚴重不符,而這也就成為公眾輿論指責網紅主播“虛假宣傳”的依據。

“我們在實踐中也碰到過商家與主播之間因貨品質量問題引發的糾紛。這就要求主播在簽訂直播帶貨合同中要注意合同條款的設置,提前約定這些產品質量問題可能造成的損失由哪一方承擔,並設置違約條款。”黃偉律師說道。

有MCN機構負責人向億邦動力表示,辛巴燕窩事件也給主播機構提供了經驗教訓。對於商家提供的賣點,主播機構應該進行二次確認工作,引入規範化的審核流程,排查敏感詞彙。“而對於行業標準模糊的品類,更應該引入專家審核機制,確認商品賣點的合規性。此外,直播機構還應與市場監督管理部門加強互動,強化對相關法律知識的學習和認知。”他說。

誰來監管直播選品?

在關於直播帶貨的消費者投訴中,網紅主播之所以屢屢被扣上“虛假宣傳”的帽子,看似樹大招風,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出在商品的售賣和選品本身。“假冒偽劣、三無產品、貨不對板”為什麼會屢屢走進直播間?

直播電商風口下,大量來自MCN、直播公會、娛樂公司的明星、網紅、素人轉型帶貨主播,試圖在電商流量紅利中分得一杯羹。這些“半路出家”的直播機構和帶貨主播是如何把關產品質量的?又該為推廣產品的質量把關承擔多大的責任?

億邦動力通過與多位行業從業者交流后了解到,目前,大部分主播機構的選品機制主要依據商家提供的企業經營資質、商品質檢報告、商品在主流電商平台的銷售口碑、選品團隊親自試用或試吃等方式完成。不少直播機構還會把“是否有明星、主播在直播間推廣過這款產品”作為考慮因素之一,因為中腰部主播機構會默認頭部主播所屬MCN機構有更嚴格的招商選品標準。

“主播機構一般不負責質檢,我們認為這是商家和電商平台的責任,如果一個商品能夠在市場流通,或者在天貓、京東等主流電商平台上售賣,那我們也會默認為它在質量上沒有大問題。”其中一位MCN負責人表示。

“商家在與主播合作時往往也會疑惑,既然我的產品在天貓、京東都有官方旗艦店,已經經過了平台嚴格審查,為什麼還要向主播機構提供各種證明材料,能開店上架產品這種行為本身不就已經證明資質齊全了嗎?”另有品牌商家表達了疑問。

據了解,直播機構選品團隊在基本認可商家經營資質和產品質量的基礎上,會更關注產品的使用體驗,對比同類產品的性價比,而不會把過多精力放在檢測產品各項成分構成上。而對於保健品、營養品等行業標準模糊、產品功效尚無定論的產品,大多數主播機構或者招商代理機構也會自動將其歸為“敏感類”產品,不建議主播進行直播推廣。

北京大學电子商務法研究中心主任薛軍曾向媒體表示,原則上主播對於自己宣傳推廣的產品需要履行基本的審核義務。“比如相應的產品合格證、批文批件,但如果商家或品牌提供了虛假的證明使其看似證件資質都齊全,那主播也不可能每個都去查證,所以主播的審核義務還是需要限定在一個合理範圍。”

還有行業人士坦言,主播在選品環節到底要承擔多大的責任,完全取決於主播想承擔多大的風險。“主播是口碑市場,他可以選三無產品,同時也要承擔這類選品的風險。因此可以說,主播在選品環節到底要承擔多大的責任,完全取決於他自己願意承擔多大的風險。”

某MCN機構市場負責人認為,對於主播機構來說,如果已經做到了一定的體量,那麼不管是自營產品,還是第三方產品,很多環節還是要做到親力親為。“自營產品要做好從原材料到生產、銷售、售後全鏈條;第三方產品也需要執行溯源、質檢等流程,主動加強服務能力,為用戶的體驗兜底。”他說。

在辛巴燕窩事件中,辛選官方聲明指出,辛選團隊在選品、質檢方面因為對燕窩行業相關專業知識儲備不夠,未能甄別出品牌方提供的產品信息存在誇大宣傳的內容,存在疏漏。基於此,辛選內部也啟動了整改升級,具體措施包括加強品控審查力度,引入各行業“專家”,與專業檢測機構、高等院校實驗室建立戰略合作等。

今年10月份,行業頭部主播薇婭所在機構謙尋也與西安國聯質量檢測技術股份有限公司達成戰略合作,共同成立“謙尋聯合質量中心”,成為行業首個引入第三方權威檢測認證機制的MCN機構。據悉,雙方合作旨在進一步搭建起多層次的產品質檢評估體系,完善直播間選品機制,先期合作將覆蓋食品、美妝、服飾等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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