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長遭瘋搶,便利店被打壓,社區團購火藥味更濃了

隨着社區團購的競爭逐漸白熱化,社區團購的補貼大戰正在全國很多地方上演。

“雞蛋1.99元6枚、胡蘿蔔0.86元一斤、韭菜0.99元一斤,新人下單還有單筆滿40返40的紅包……”武漢的團長陳凡正在微信群里推拼多多社區團購平台的“今日特賣”爆款。他告訴鈦媒體APP,即使有滿返紅包,價格也不到市場價的一半。

公開資料显示,截至12月12日,美團優選已覆蓋全國277個城市,多多買菜已覆蓋全國197個城市,興盛優選也輻射了16個省、直轄市及6000多個地(縣)級城市和3萬多個鄉鎮。

與此同時,互聯網巨頭們也在不斷加碼。

  • 11月3日,在滴滴的內部會議上,滴滴CEO程維在表示“滴滴對橙心優選的投入不設上限,全力拿下市場第一名”;
  • 11月底,劉強東表示親自下場帶領京東“打好社區團購一仗”, 並在12月11日宣布7億美元戰略投資興盛優選;
  • 王興也不止一次在美團中高層會議中傳遞“這場仗一定要打贏”的決心。
  • 巨頭下場后,市場上的火藥味更濃了。最能體現這種緊張感的,便是美團、拼多多、滴滴等巨頭對團長的爭奪。

    今年下半年以來,各家招募團長的口號五花八門,各種關於“沒有門檻,輕鬆過萬”的宣傳也層出不窮。“重賞之下”,團長數量正在以指數級的速度增長。

    公開信息显示,截至目前全國的活躍團長數量已超百萬。目前興盛優選團長數已超30萬,同時以每周1萬的速度新增。作為社區團購頭部平台,美團、拼多多、橙心優選未公布團長數,但從入駐城市和訂單佔比看,這一数字也要遠遠超過30萬。

    在武漢實地調研后鈦媒體APP發現,一個社區有20個以上的團長已很常見,極個別社區會超過100個,有不少團長甚至身兼多個平台。

    但團長們“一擁而上”后,好日子並沒有過多久。有不少團長向鈦媒體APP表示每月收入不到3000元。同時,這場混戰之下,競爭無序、售後困難、線上線下打架等問題也漸漸浮出水面。

    社區團購戰爭初期:團長是戰略資源

    經歷過“百團大戰”的胡薇這次加入了社區團購的浪潮,身為團長的她稱,時隔五年,當年的那種熟悉的感覺又來了。

    “感覺所有人都在做團長,你不做有人做。”胡薇稱,“‘百團大戰’期間補貼夠狠的,除了傭金,我們還有單量獎、新人獎、開團紅包,傭金收入倒是其次。”

    聽說有錢賺,胡薇的兩位閨蜜也被她成功“安利”,3人都身兼美團優選、多多買菜、興盛優選等3個以上平台的團長角色。

    嚴格意義上講,社區團購仍處於市場培育階段,團長作為鏈接平台和消費者唯一核心渠道,是社區團購能夠運轉的前提,而團長的運營能力將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物體驗。

    故而,今年下半年以來,團長成為美團、拼多多、滴滴等巨頭所爭奪的戰略“資源”。為了發掘更多的優質團長,各家企業絞盡了腦汁:

  • 美團優選主要以地推、掃街、拜訪的方式獲取團長。美團地推每拓展一位團長,獎勵160元。此外,美團優選提供“三重保障”措施–有競爭力的傭金和獎勵金、完善的培訓體系、質優價廉的商品及售後支持。
  • 拼多多在今年8月以來,補貼10億爭奪團長,除了正常的10%-20%的比例,還設置了千分之一的月交易額獎勵,並通過電話拜訪的方式,快速搶奪興盛優選的團長,每拓展一位團長“多多買菜”的獎勵是130元。
  • 同程生活為了鼓勵推廣舉薦一個團長(新團長做夠一個自然月並且要有一個月業績額突破5000元)即可得獎金300元。而在升級為師長后,可享有下級團長流水1.2%的傭金提成,前提是團長自身業績很高,連續2個月達到兩萬,或者介紹5個團長,每個團長要有一個月達到1萬。
  • 當平台入駐新城市時,為在當地迅速打開市場,往往會給予團長非常高的回報。據武漢青山區的陳凡回憶,他曾有過銷售100元純賺120元的經歷。

    此前,以前置倉模式為主的生鮮電商遭遇的最大難題就是前端引流。在社區團購模式下,以團長在社區的熟人關係為紐帶,企業的流量焦慮得到了有效緩解。

    多方因素下,社區團購僅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就創造了此前行業從未企及的高度。

    此前,只有興盛優選作為社區團購的領頭羊日訂單超過了1200萬單,但就在12月16日,據《晚點 LatePost》報道,滴滴、美團(03690.HK)、拼多多(NASDAQ:PDD)三家巨頭下的社區團購平台 12 月件單量峰值均已突破 1000 萬,其中滴滴旗下橙心優選 12 月日均件單量突破了 1000 萬。

    另據招商證券的社區團購相關報告統計,5%-10%的頭部團長貢獻了社區團購80%-90%的銷售額。

    毫無疑問,在社區團購大戰初期,團長成為各家業績暴漲的重要因素,但隨着用戶基數的上漲,以及社區覆蓋率的不斷提升,鈦媒體APP發現團長收入構成中傭金以外的獎勵就會銳減,當團長獲取高收入的夢正在慢慢破碎。

    團長們顧慮重重:它們會不會甩掉我們?

    3個多月,秦燕一天都沒有休息過。

    “你閉團,大家就會去別的團長那兒買。”秦燕是社區里公認的資歷最老的團長,至今已有1年半的“團齡”。但如今,秦燕越來越覺得焦慮和不安。

    據《晚點LatePost》12月16日消息,美團、拼多多旗下的社區團購平台12月件單量峰值已突破1000萬。勁爆的補貼和強大的地推打破了社區團購原有的平衡。

    秦燕說:“亂了亂了,一切都亂了。”

    在秦燕看來,2000多戶的小區承載不了太多團長和自提點,“這不就變成街坊鄰居內部拉來拉去了嗎?”鈦媒體APP觀察到,就在與溫馨苑相隔一個街道的安居苑小區,不到200米的街道兩旁至少有5家自提點,其中兩家還是鄰居。據一位團長介紹,安居苑附近估計有100多個團長。

    打開美團優選、拼多多兩個App統計可發現,僅安居苑周邊300米範圍內,就有20家美團自提點、12家多多買菜自提點。

    當平台為爭搶市場份額,各大平台紛紛打起地推戰爭。然而,由於社區住戶不變,團長群體卻在暴增,這就導致單個團長的訂單量不斷被稀釋,傭金收入也越來越少。

    “社區團購的客單價非常低,通常只有幾塊錢甚至幾毛錢,10個點的傭金就相當於沒錢掙。”來自武漢硚口區的一位團長抱怨道。

    據胡薇介紹,如今他們3人的日均訂單在100單上下,如果不能趕上平台補貼的高峰期,依靠日常的傭金收入,一個月至多能賺2-3千元。而與之對應的是,每天從起床後到睡覺前幾乎一直盯着手機,核單、配貨、退貨、售後等等,“感覺像探險,永遠不知道下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當顧客的購物習慣都養成了,我們只提貨、配貨,沒有技術含量,它們會不會甩掉我們?”有團長向鈦媒體表示了自己的擔憂。

    實體商店擔憂:以後除了香煙,店裡還能賣啥?

    心存擔憂的不只是身處社區團購浪潮的“團長們”,還有社區的實體店主們。“以後除了香煙,誰還到店買?”這两天,團長方俊的心情比武漢今冬的第一場雪還要冷。

    方俊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在城中村經營一家小超市,現在卻不知道能堅持多久。“每天一睜眼就是300多塊錢的房租,好不容易扛過了疫情,沒想到又來了社區團購。”說到這裏,他有些動容,趕緊背過身去理貨。

    “價格屠夫”,這是方俊給美團優選、多多買菜等社區團購平台打的比方。“果蔬生鮮就不說了,”他指着一箱牛奶說,“這是標品,我進價62一箱,但團購平台只賣59,而且還能返紅包。”

    方俊說,從8月份開始,他店裡的捲紙、洗護、調料、拌醬、乳飲等品類的銷售下降都超過50%,店面日銷也下降三成。

    為了彌補損失,方俊還是隨波逐流的選擇當團長。但運營幾天後,他發現自己的處境更難了,“平台上的商品,很多我店裡也有。顧客來取貨,一看同樣的商品,團購的總是比店裡便宜,以後誰還信任我這個店?

    與方俊一樣面臨兩難處境的店主並不少。幾公裡外,便利店老闆兼團長的崔凱也深有同感,“這樣下去不行的,以後除了香煙,誰還到店買?”

    數據显示,目前國內主營快消品的非連鎖便利店約600萬家。對方俊、崔凱們而言,社區團購成為一把正在砍向自己的雙刃劍。“雙刃劍有利有弊,但終究這把劍還是砍向自己的啊!”崔凱感嘆道。

    一些實體店開始反抗。據《深燃》報道,拼多多進入烏魯木齊不到兩周,當地很多便利店和超市小老闆就在微信群自發成立了“反社區團購聯盟”,矛頭直指多多買菜。

    事實上,由於“多多買菜”、“美團優選”等為代表的社區團購平台出現嚴重低價現象,甚至個別品項遠低於出廠價,嚴重損害了上游供應商的利益,也有不少社區團購的供貨商發起反擊

    日前,滄州市華海順達糧油調料有限公司、漯河市衛龍商貿有限公司向經銷商發布通知,稱“以多多買菜、美團優選等為代表的社區團購平台出現嚴重低價現象”,並禁止向其供貨。

    也有地方政府開始出手叫停這一亂象,南京就下令要求社區團購合規經營,不得以不正當競爭方式獲取交易機會或競爭優勢,並因此損害其他經營者或消費者合法權益。尤其不得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實施低價傾銷,排擠競爭對手獨佔市場,擾亂正常經營秩序,損害國家利益或其他經營者的合法利益。

    不能“妖魔化”社區團購,但也切忌“拔苗助長”

    當巨頭們躬身入局后,依靠補貼發動了一波閃電戰,實現了很多商家多年都難以企及的業績。

    不得不承認社區團購的確已經在短期內證明了自己的可行性。社區團購現有的模式當中,團長、微信小程序等工具、供應鏈、物流配送這幾個主要因素成為驅動社區團購模式得以跑通的基礎。

    它一方面通過高性價比的生鮮百貨產品吸引客流,通過預售模式幫助商家降低庫存,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損耗與現金流壓力。與近兩年前置倉模式下的生鮮電商比,引流、投入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盈利。

    但隨着這場補貼戰爭的狂飆突進,暴露的問題越來越多了。

    一方面,團長所帶來的天然流量,為戰爭早期的玩家們輸送了主要的流量彈藥。但當企業在沉澱好用戶,進行更為深入的地域擴張后,激增的團長反而更容易“內耗”。

    如此一來,頭部的優質團長依舊是各家企業爭奪的對象,但聞風而來的腰部、長尾團長們只能“喝湯”。更值得注意的是,傳統的熟人關係地域性較強,也很難滿足企業擴張過程中的標準化要求。這意味着,當各家巨頭如火如荼的擴張進行到一定程度時,平台不得不強化自我屬性,而弱化團長的地位。

    因此,團長們收入下降、無序競爭等問題已經在逐步浮出水面,很多團長也不可避免的會成為“炮灰”。

    另一方面,在補貼大戰的“拔苗助長”作用下,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戰略“失焦”。

    按道理,社區團購是個精細活。核心的競爭力在於供應鏈、物流配送的效率,品質、履約能力的高低也是決定未來的勝負手。但當資本、巨頭進入后,徹底顛覆了行業應有的發展節奏。企業本應該投入到供應鏈、物流配送等護城河的精力,不得不被轉移到補貼大戰中,中小商家的生存空間也被嚴重壓榨。

    日前,針對社區團購大戰中出現的惡性競爭等問題,人民日報發表評論:

    掌握着海量數據、先進算法的互聯網巨頭,理應在科技創新上有更多擔當、有更多追求、有更多作為。別只惦記着幾捆白菜、幾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創新的星辰大海、未來的無限可能性,其實更令人心潮澎湃。

    儘管過去幾年燒錢、補貼之下,催熟了不少風口行業,但倒下的企業與被證偽的風口更多。加上最近對互聯網巨頭們垄斷風險的警惕,以及對巨頭、平台社會責任、科技倫理的關注,社區團購正有淪為“過街老鼠”的趨勢。 

    在經歷了O2O大戰、百團大戰、網約車大戰、單車大戰、長租公寓等風口的起起落落後,雖然我們不能完全把社區團購妖魔化,但如果任由燒錢補貼、無序競爭催熟社區團購,社區團購仍然有滑向“一地雞毛”的可能。

    可以預見的是,隨着行業集中度漸漸提高,團長、“夫妻老婆”實體店、用戶,都將被迫依附於巨頭構建的商業圍城中。

    注: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凡、胡薇、秦燕、方俊、崔凱均為化名

    【本文作者高夢陽,由合作夥伴鈦媒體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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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酸枝木冒充紅木銷售 消費者維權獲“退一賠三”

      中國消費者報上海訊(記者 劉浩)紅木傢具因其優質的選材一直都是很多消費者青睞的對象,但市場上的紅木傢具品牌繁多、良莠不齊,消費者一不小心就容易上當受騙。近日,李先生就因為購買的紅木傢具出現了質量問題,將廠商告上了法庭。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廠商按照“退一賠三”原則賠償李先生損失,維持原判。

      消費李先生從某紅木傢具加工場所購買傢具,看着寫明傢具是“紅木、紅酸枝木”並加蓋了廠商公章的購貨憑證,李先生放心地支付了4萬多元價款。本以為萬無一失的李先生,在使用這批傢具幾年後,卻發現傢具開始掉色了。帶着疑問的李先生諮詢了專業人士,被告知這批傢具並非紅木材質。感到上當受騙的李先生非常生氣,認為傢具加工廠商在售賣這批傢具中涉嫌欺詐,並且傢具城對商鋪銷售假冒商品也未盡到監督管理的責任,便將廠商和傢具城一起告到了法院。

      對此,廠商認為,本次銷售的傢具為非洲產的紅酸枝木,不存在欺詐。傢具城則以與廠商簽訂的租賃合同在李先生購買傢具前就到期為由拒絕賠償。

      庭審中,經李先生申請,法院委託鑒定機構對涉案傢具是否為紅木材質或者紅酸枝木材質進行鑒定。某司法鑒定所作出鑒定意見:所取桌子和椅子樣品材質為黑鐵木豆的物證特徵,不符合紅木、紅酸枝木的材質要求。

      一審法院根據鑒定意見認定廠商的行為存在欺詐,應按照“退一賠三”原則賠償李先生相應損失12萬餘元。此外由於李先生購買傢具時,傢具城與廠商的租賃合同確已到期,並且購貨憑證上也沒有傢具城的蓋章,傢具城也沒有收到過錢款或出具發票,因此駁回了李先生要求傢具城負連帶賠償責任的訴請。

      一審判決后,傢具加工廠商不服,上訴至上海一中院。廠商上訴稱,李先生支付的4萬多元只能購買非洲酸枝木,而在2000年前非洲酸枝木也被稱為紅木,這是行業慣例,不存在欺詐。

      上海一中院經審理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在於傢具加工廠商是否有違誠信原則,發布虛假傢具材質的信息,誤導李先生購買,從而構成對李先生的欺詐,以及是否需要承擔退款以及懲罰性三倍價款賠償的責任。所謂欺詐,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識表示的行為。一審法院根據權威鑒定部門的鑒定意見,認定傢具加工廠商虛構傢具材質為紅木信息告知李先生,直接誤導李先生作出了錯誤的意思表示的行為構成消費欺詐,對此該院予以認同。二審時傢具加工廠商以行業慣例為由提出上訴,因一審法院在一審時所作的鑒定是以國家標準為依據,行業慣例不得有違國家標準,所以傢具加工廠商的上訴理由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

      上海一中院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本案主審法官王剛指出,法律規定欺詐構成要件有三:一是有欺詐的故意並實施了欺詐的行為,二是相對人作出了錯誤的意思表示,三是欺詐行為和錯誤意思表示之間有因果關係。本案中傢具加工廠商開具的是“紅木、紅酸枝木”的購貨憑證,消費者拿到的是不符合紅木、紅酸枝木材質要求的傢具,因此傢具加工廠的欺詐故意成立。

      另欺詐構成后就如何賠償的問題,法律條文就有明確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三倍,因此本案適用“退一賠三”的法律規定完全體現了對受欺詐一方合法權利的保護。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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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塗料能安心使用嗎?上海市消保委發布比較試驗結果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 劉浩)為孩子的健康成長,家長往往會選擇更安全、更環保的塗料作為兒童房的裝飾材料,但專為兒童研發設計的塗料產品的價格普遍高於普通內牆塗料。近日,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發布兒童塗料比較試驗通報,結果显示,4件產品表現優異,但部分樣品的有害物質釋放量遠超兒童塗料相關標準限量要求,另有4件樣品耐洗刷性有未達到兒童塗料標準要求,3件樣品耐沾污綜合能力表現較差。

      本次比較試驗模擬普通消費者,從大型裝飾材料專賣店及線上綜合電商平台等渠道,購買了15件標稱兒童漆或宣稱適用於裝飾兒童房的塗料商品,其中線下6件,線上9件。樣品涵蓋了多樂士、立邦、三棵樹等市場主流品牌,售價從375.15元/桶至2060元/桶不等。

      2017年,兒童塗料的國家標準推出,對部分有害物質指標的嚴格程度遠高於普通內牆塗料,並且首次引入了烷基酚聚氧乙烯醚(以下簡稱:APEO)含量等環保指標。本次比較試驗在依據國家強制標準的基礎上,參照了相關兒童塗料的檢測方法和限量要求,針對有害物質,包括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以下簡稱:VOC)含量、可溶性重金屬含量、遊離甲醛含量、甲醛釋放量、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以下簡稱:TVOC)釋放量等),以及其物理性能,包括耐洗刷性和耐沾污綜合能力等進行了檢測和評價。

      3件樣品有害物質含量、釋放量超標

      VOC是塗料產品中的有害物質之一,兒童體質較弱,較高的VOC含量或釋放量都可能會影響身體健康。

      本次比較試驗中,有2件樣品的VOC含量和TVOC釋放量過高,無法與兒童塗料的相關標準相匹配,分別為“梵竹兒童漆”和“喜加維妮兒童漆5870-4”。其中標稱進口商為上海喜加塗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喜加維妮兒童漆5870-4”(標稱商標:SELECTONE),其VOC含量為53g/L(兒童塗料標準參考值:≤10g/L),TVOC釋放量為19.0mg/m3(兒童塗料標準參考值:≤3.0mg/m3),分別超齣兒童塗料國家標準的5.3倍和6.3倍。

      此外,APEO對於人體和環境的影響早已引起廣泛關注。國家標準GB/T 34676-2017《兒童房裝飾用內牆塗料》中要求APEO含量≤100mg/kg,而在部分行業標準中,如《環境標誌產品技術要求 水性塗料》規定產品中不得人為添加APEO,JG/T 481-2015《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水性內牆塗覆材料》中也規定產品中不應含有APEO。

      本次比較試驗有2件樣品的APEO含量遠超國家標準要求,分別為“Interior Latex(內牆塗料)”和“喜加維妮兒童漆 5870-4”,其中標稱由上海連年實業有限公司銷售的Interior Latex(內牆塗料)【標稱商標:Harmony(環康)】,其APEO含量達到10724mg/kg,是國家標準限量要求的107倍。

      4件樣品的耐洗刷性或耐沾污綜合能力不理想

      兒童天性活潑好動,難免會將污漬沾染牆體。具有良好物理性能的塗料不但讓污漬容易打理,還可以延長塗層的使用壽命。耐洗刷性主要考量塗料承受日常擦洗的次數,耐沾污綜合能力主要模擬牆體塗料沾染污漬(本次試驗模擬日常6種污漬)后的耐臟性,考量其清潔的難易程度。

      本次比較試驗中分別有4件樣品的耐洗刷性和3件樣品的耐沾污綜合能力較差,其中標稱由廣東江門塗霸建材實業有限公司生產的健康寶貝兒童漆(標稱商標:塗霸;標稱規格型號:A1603),其耐洗刷性僅為10次,耐沾污綜合能力為0,表明其產品不耐臟,不適宜清潔,耐洗滌擦拭的能力較差。

      部分樣品產品執行標準和宣傳有出入

      本次比較試驗所涉15件樣品的產品名稱或對外的宣傳和賣點均與兒童塗料相關。在查看樣品包裝過程中發現,僅有4件樣品明示執行國家兒童塗料標準且均符合明示要求,9件樣品明示符合普通的內牆塗料標準,2件樣品甚至沒有明示執行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進口商品網頁宣稱“加拿大多倫多教育局指定兒童教育機構使用塗料”“美國綠色衛士室內空氣質量金級認證”“德國本土明星產品 品質冠軍”,而實測數據並不理想。

      消費提示

      仔細辨別商家宣傳

      上海市消保委提醒消費者,購買塗料建議通過官方正規渠道,罐體應當完好,無破損、滲漏等現象。包裝上的標識,如產品名稱、規格型號、執行標準、企業名稱、地址、電話、生產日期等應當齊全。

      同時,仔細辨別商家宣傳,勿盲目相信進口塗料,必要時可以向商家索要產品的檢測報告。建議選購包裝上明確執行兒童塗料相關標準的商品。

      塗料打開后應當無凝結、凝固等現象,攪拌后呈均勻狀態,打開后應儘快使用。塗料施工后,房間應盡量開窗通風,促使揮發性的有害物質儘快釋放、揮發,同時可結合凈化產品共同改善室內空氣質量。

    責任編輯:游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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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垄斷關鍵時刻出幺蛾子,美團殺熟了

    時代確實變了,網絡時代個體的影響力再一次被驗證。

    近日,一篇普通的文章引起軒然大波,不僅使美團以一個被追責的身份登上熱搜,也讓“大數據殺熟”的話題再次引發熱議。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當事人在美團開通外賣會員后,卻意外發現自己常吃的一家外賣配送費不減反增,起初當事人以為是送餐高峰期的緣故,但後來發生的一切卻證明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在當事人久等40分鐘后,配送費依然沒有變化,而當事人拿出另一部沒有開通會員賬號的手機點餐時,卻發現配送費回落到正常價位。

    這意味着什麼,大家也都清楚,當事人不滿之餘,便向平台客服討說法。

    客服先是給當事人一張10元紅包以此息事寧人,隨後在當事人的追責下打來電話表示歉意,並表示會向技術反饋。但幾天過後,當事人發現他反饋的問題依舊存在——點餐時會員賬號的配送費高於非會員,於是當事人在其個人微信公眾號上公布了整件事的過程。

    但沒成想,這篇文章在短暫發酵后引爆網絡,同時也引來了美團的注意。12月17日,美團外賣回應稱,文中提到的配送費差異與會員身份無關,是定位緩存偏差導致。

    這次回復再次把整件事推向高潮,對於經歷過“大數據殺熟”的網民來說,美團的答案不能讓用戶滿意,因此也使美團迎來了新一波輿論的嘲諷。

    01 美團有沒有“殺熟”?

    歸根結底,這件事的核心在於美團到底有沒有通過“大數據殺熟”。

    “同一家店鋪,同一個配送地址,同一個下單時間節點,在開通會員后,為什麼配送費比非會員要高?”,這確實符合“大數據殺熟”的現象。

    事實上,在這件事被曝光之前,已經有用戶在社交媒體、網絡社區上表示對美團的不滿。在百度貼吧「美團外賣吧」中,能看到不少用戶分享自己被“大數據殺熟”的經歷。

    有網友在貼吧中發出自己在同一家餐廳點外賣付款的截圖——隨着時間推移,外賣付款金額越來越高,以此來表示對美團外賣存在“大數據殺熟”的懷疑。但由於在圖中沒有看到該網友點餐的菜品是否一致,同時圖中點外賣的時間節點相差較大,因此不能作為美團“殺熟”的證明。

    出於實事求是的原則,筆者決定親自去美團APP查探一二。

    由於筆者是美團外賣的會員,為了對比,筆者借到朋友的非會員賬號后,先是在登陸賬號修改了外賣地址,使朋友賬號的外賣地址和筆者原本賬號的外賣地址相同。而後筆者通過兩個賬號先後在同一家此前會員賬號經常點餐的餐館點餐,對此發現了一絲貓膩。

    首先是在兩個賬號進入同一家店鋪的頁面時,就出現了一個最大的不同——點餐頁面最上方的滿減力度有所差別。

    會員賬號显示的是“20減4、36減7、66減11”,而非會員賬號显示的卻是“20減6、36減9、66減13”,明顯能看出來會員賬號的滿減力度小於非會員賬號。當然,在這場測試中,既有會員賬號與非會員賬號的區別,又有熟客與非熟客的區別,因此不符合單因素實驗,不能完全證明是熟客還是會員導致滿減力度減小。

    但總體上,這個頁面確實能證明美團APP中存在區別對待(截止成文後,筆者再次進入頁面發現兩者滿減力度變為相同,或美團出於輿論壓力更改)。

    除了這點,在筆者用兩個賬號點相同的外賣付款時,同樣看到兩個賬號由於津貼優惠的不同導致付款金額不同,而在津貼優惠的使用規則中显示:每個用戶在滿減、折扣商品上可使用的津貼優惠金額均為隨機金額,和拼手氣紅包類似。

    因此出現津貼力度不一致的情況也無可厚非。

    隨後在筆者的調查中,發現基於兩個因素變量去推導結論不太準確,於是基於會員賬號來觀測常去的一家餐館外賣價格。

    發現此前筆者經常點外賣的一家餐館,在早些時候點外賣時配送費為2.5元,但隨着在這家餐館點外賣的次數增多,配送費則變為3.5元,而這兩次點餐的餐飲完全相同,點餐時間段也相差無幾,這似乎也證明了美團外賣存在“大數據殺熟”。

    再回到美團外賣這次的聲明上,“經查,文中提到的配送費差異,與會員身份無關,通過與用戶進一步確認,發現是由於軟件存在定位緩存,錯誤地使用了用戶上一次的歷史定位,與用戶實際位置產生了偏差,導致了配送費預估不準。”

    也就是說,首先這則聲明證實了當事人的遭遇為真。其次,美團外賣以技術問題為理由解釋此次“殺熟”事件,但也有網友稱,美團以“軟件存在定位緩存”為理由過於牽強,作為在2019年日訂單量就突破3000萬單的外賣平台,這個技術bug現在才發現明顯說不過去。

    而據《時代財經》的採訪,當事人也表示,“對於美團上門致歉的態度,我是認同的,但是對於他們的解釋,我並沒有認同。眾多網友都出現過我這樣的情況,但美團對於這個事至今沒有正面的官方回復。”

    因此美團能否證明自己不存在“大數據殺熟”才是最重要的,只憑一面之詞無法給廣大用戶一個交代。

    在這件事中,“大數據殺熟”之所以能引起這麼大共鳴,源於用戶早已飽受其摧殘。

    此前國內出現過最矚目的“大數據殺熟”事件,主角則是攜程。2019年3月,用戶陳利人在攜程上購買國際機票時,第一次搜索時價格為17548元,退出后再去支付就显示“無票”,而該用戶再次進入搜索頁面搜索時,價格就變成了18987元,此後多次搜索都是這個價格,最終用戶只能選擇在航空公司的官網購買機票。

    平台通過“大數據殺熟”,讓用戶變成了任人拿捏的柿子,用戶自然對此深惡痛絕。

    02殺熟是門“好生意”

    對於某些平台來說,為何熱衷於“大數據殺熟”這門生意?

    從經典的案例中能找到一些啟發——2000年,電商平台亞馬遜選擇了68種暢銷 DVD 進行試驗,根據潛在用戶的人口統計資料、購物歷史、上網行為等,對這些 DVD 光盤進行差別定價。

    其中名為《泰特斯》的DVD光盤對新老用戶的定價分別為22.74美元、26.24美元,通過這一策略,這些DVD的銷售毛利率得到明顯提升。

    此外,美國布蘭戴斯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Benjamin Shiller基於 Netflix的研究發現,使用傳統人口統計資料(種族、收入、郵編)的個性化定價方法,可以使Netflix的利潤提高0.3%,但根據用戶網絡瀏覽記錄(瀏覽了哪些網站、在哪個網站停留了、停留了多久),使用機器學習技術來估算用戶願意支付的最高價格,可以使Netflix的利潤提高14.55%。

    而對於類似美團這種提供服務的平台,甚至能夠以“大數據殺熟”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兩方,從而讓自身獲益。

    因此這種方法對於商家而言是強烈的吸引力。

    從上述案例中能看出,“大數據殺熟”的本質其實就是商家通過收集數據,以此找到用戶對每件商品的“最高承受價格”,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但利潤與風險同在,雖然這種方法能夠讓平台最大程度上獲利,但消費者可不會輕易買單。在艾媒諮詢發布的《2018中國“大數據殺熟”網民態度行為調查報告》中,77.8%的受訪網民會認為服務應用利用大數據進行差異定價的行為不能接受,認為可以接受的受訪網民僅佔12.2%。

    更嚴重的後果是,報告显示42.9%的受訪網民表示會因為應用利用大數據進行差異定價考慮更換應用;40.5%的受訪網民會認為如果自己使用的應用利用大數據進行差異定價,未來將不會再使用該應用。

    以亞馬遜為例,此前其推出差別定價被發現后,隨着消息的傳播,越來越多被“坑”的老用戶知道了這件事,在一陣聲討聲中,不少人公開表示以後絕不會在亞馬遜購買任何東西。最後此事鬧得越來越大,直至亞馬遜CEO貝佐斯親自道歉,並對商品進行退還差價處理才漸漸息事寧人。

    對於平台而言,採用“大數據殺熟”無異於冒着巨大的風險。但仍有無數平台前赴後繼採用,除了巨大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大數據殺熟”的隱蔽性,在《2018中國大數據“殺”網民態度行為調查報告》中,73.9%的受訪網民不知道互聯網服務應用利用大數據針對不同用戶進行差異定價的情況。

    最好的方法是讓用戶對“大數據殺熟”不知情。

    首先,熟客天然比生客好“殺”,熟客的心理會自然而言的代入自己在消費者將會享受更好的服務和更優惠的價格,並且在購物的過程中省略“貨比三家”,在加上購物習慣使然,熟客對價格沒有那麼敏感,因此商家好把控。

    其次,如今“大數據殺熟”在互聯網領域廣為應用,和線下的實體交易相比,互聯網服務交易平台“殺熟”手段相對隱蔽,用戶在支付過程中存在一個“私密空間”中,導致“大數據殺熟”不容易被用戶發現。

    種種原因,造成“大數據殺熟”一直被平台使用但秘而不宣。

    此外,在“大數據殺熟”的具體應用上常見的情況為:同一應用上的不同階層用戶價格不同;同一應用的同一階層用戶的價格也不同;在此基礎上,更有甚者平台利用大數據分析同一階層用戶的需求,為其提供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做到“千人千面”。

    如若在上述美團事件中,確實存在當事人所說的情況,其應屬於同一應用上的不同階層用戶價格不同。

    03如何避免被“殺熟”

    事實上,如今國內對“大數據殺熟”的監管力度愈發嚴格。

    首先是在“大數據殺熟”的重災區——OTA,2020年9月,文旅部出台了《在線旅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規定》,預計在10月1日正式執行,其中第十五條的規定為“在線旅遊經營者不得濫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手段,基於旅遊者消費記錄、旅遊偏好等設置不公平的交易條件,侵犯旅遊者合法權益。”

    這使OTA平台使用“大數據殺熟”的成本增加。

    此外,2020年11月10日,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垄斷指南(徵求意見稿)》中,第十七條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平台經濟領域經營者,可能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無正當理由對交易條件相同的交易相對人實施差別待遇,排除、限制市場競爭。”

    意見稿首次提及基於大數據和算法,根據交易相對人的支付能力、消費偏好、使用習慣等,實行差異性交易價格或者其他交易條件;基於大數據和算法,對新老交易相對人實行差異性交易價格或者其他交易條件等,並把這些行為定義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實施差別待遇。

    “大數據殺熟”或將成為反垄斷法明令禁止的行為。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近些年監管力度正在加強,但目前來看,如何界定平台是否存在“殺熟”等違規行為在判定上存在一定難度。

    對於美團這樣的本地生活企業來說,早前新華社記者調查報道過程中做了試驗,發現不同賬戶存在明顯的價格差異,2019年的“大數據殺熟”風波中,科技日報點名美團存在“大數據殺熟”情況,但對美團並無大礙。

    類似也有不少用戶向相關機構投訴平台,卻發現想要舉證難度很高,原因在於平台通常以商品型號或配置、享受套餐優惠、時間點不同等為理由,通過了補貼、優惠力度等方式掩蓋。同時,平台以商業機密為由不對外公布具體算法、規則和數據,

    在裁判文書網上同樣能找到相關案例,在2019年12月27日發布的《劉權、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美團母公司)侵權責任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劉權表示,他通過某外賣平台訂購了一份套餐,當日劉權另一同事在該平台上向同一商家訂購了同一份套餐,送貨地址相同,但配送費卻比劉某少1元,以此投訴三快科技。但法院認為三快科技公司的外賣配送費是動態調整的,以劉權與其同事下單時間並不一致為由對劉權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

    可見在難以監管的前提下,對於消費者而言,更小心平台“殺熟”。

    因此除了監管的因素,作為消費者,養成避免被“大數據殺熟”的習慣同樣十分重要。例如在購物時,習慣使用各種網站比價;經常卸載APP或清理緩存等。

    歸根結底,用戶之所以遭遇“大數據殺熟”的絕大部分原因是信息不對等,只要抹除信息不對等,大多網購平台的“大數據殺熟”手段就無所遁形。實際上,互聯網的特性本就讓我們獲取信息更加方便,很多時候只是懶得去主動獲取,這才給“大數據殺熟”留下了可乘之機。

    當然也需要注意的一點——大數據沒有原罪,技術本身是中性的,通過大數據不一定只能去“殺熟”,平台如果使用得當的話,也能為用戶帶來方便。

    回到這件事情本身,如今正處在反垄斷的關鍵時刻,美團自然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但對於廣大消費者來說,此事如若只是像此前那般成為一個普通的輿論事件,隨着輿論沉寂,“大數據殺熟”也沒有得到監管。即使諸如此類的事情正在使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覺醒,但終究未能從源頭上徹底阻截。

    【本文作者賀緣,由合作夥伴微信公眾號:科技新知授權發布,文章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轉載請聯繫原出處。文章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立場。如內容、圖片有任何版權問題,請聯繫(editor@zero2ipo.com.cn)處理。】【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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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禾完成數億元D輪融資,鐘鼎資本、龍珠資本、鼎暉投資聯合領投

    (微信)消息,生鮮食品及各類食材配送服務商樂禾宣布完成數億元D輪融資,本輪融資由鐘鼎資本、龍珠資本、鼎暉投資聯合領投。樂禾將利用本輪所獲資金,繼續加大投入到数字化經營戰略、產業鏈的布局,以及人才梯隊建設中。

    樂禾食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6年10月,致力於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方式方法推動食材供應鏈行業變革,持續投資未來,為行業賦能。樂禾將打通全產業鏈場景,全面推動数字化項目。在上游採購端,樂禾將引導和推動食材信息流,建立價格指數體系,重構食材價值鏈;在供應鏈端,完善和打造食安網絡,優化供應鏈體系;在客戶端,完善食材供應鏈CRM系統,創建可視化客戶服務智能系統。

    鐘鼎資本合伙人朱迎春表示:生鮮食材供應鏈具有萬億級規模,歷來是市場追捧的熱點。在眾多創業者中,程總所帶領的樂禾團隊,選擇了一條更加接近商業本質規律和供應鏈創新趨勢的道路。在陽光採購和食品安全兩大時代發展機遇的背景下,樂禾通過線上数字平台和線下交付體系的構建,為團餐食材流通品質的提升創造價值,同時也建立了企業自身競爭壁壘,推動了食材配送行業的有效整合。更重要的是,我們發現樂禾充滿活力的組織模型、企業文化和人才梯隊建設,為整個行業帶來了新鮮的血液和創新的思維。鐘鼎作為一家專註供應鏈+領域創新的投資機構,很榮幸能和樂禾攜手,見證產業創新,共創社會價值。

    【本文為原創,網頁轉載須在文首註明來源(微信公眾號ID:PEdaily2012)及作者名字。微信轉載,須在微信原文評論區聯繫授權。如不遵守,將向其追究法律責任。】【其他文章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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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發放消費券!怎麼領,怎麼花?你關心的都在這

      27日杭州市開放申領消費券,不到3天就帶動杭州市場消費近5億元,拉動效應達到驚人的15倍。杭州消費券是在線下實體店消費使用,滿40元自動抵扣10元,不少市民為了湊40元而買了更多商品。

      復工復產進行時!

      更要“復吃喝”“復買買買”

      讓杭州市民買了更多東西的消費券是啥?

      怎麼領?怎麼花?

      這篇攻略請收下

      哪些地方發放了消費券

      消費券是通過補貼方式刺激消費、釋放消費需求的一種手段。在我國,類似這般發放消費券也並非首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一些地方政府曾出台政策為困難群體發放消費券,刺激居民消費。

      我國最早試水發放消費券的是廣東省東莞市,2008年5月東莞市開始發放了2億元的現金紅包。

      杭州市也於2009年3月發放總額9.1億元的消費券。

      △2009年3月20日,一位杭州市民展示社會消費券

      疫情期間,有哪些省市發放了消費券了呢?

      3月2日,山東濟南推出了2000萬元文旅消費券,主要針對景區、旅行社、影劇院、演藝場所、書店等文旅類型的消費。

      3月13日,浙江寧波宣布發放1億元文化旅遊惠民消費券;同時還將推出健身消費券,市民憑券可免費使用場館場地設施健身。

      3月13日,江蘇南京推出了3.18億元消費券,包括餐飲、體育、圖書、信息等七大類,面值根據不同類型按每份100元或50元設定。

      3月27日,浙江杭州陸續向全體在杭人員發放16.8億元消費券……

      全國各地一波波消費券來襲

      消費券領到手之後

      怎麼解鎖“消費券”呢?

      線上領取、線下消費

      發布消費券的地域雖多,但絕大多數地區選擇以电子券形式發放消費券,領取與使用方式也頗有相同之處。

      發放消費券的地區多選擇同互聯網或電商進行合作,通過合作平台在線上發放。支付寶、銀聯與騰訊是各地選擇合作的主要平台。

      民眾只需要根據申請提示登錄各平台,進行身份驗證后參與搖號,獲得名額便可領取,而在部分地區,卻完全不需要身份確認與搖號。

      除地方政府外,各大電商也不甘落後,紛紛推出適用於各自平台的消費抵用券,民眾同樣可以在各電商官網上進行領取。

      領取便捷,使用也很方便。

      目前消費券的使用方法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在線下消費時,點擊“使用”事先獲得的消費券並提供給商家,以抵扣部分消費金額;而另一種方式則更為便捷,消費券會保存在用戶的支付App上,在日後進行支付時直接自動減免一定數額的消費,而不需要進行更多操作。

      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消費券具有使用時限,不要等到消費券過期了再“追悔莫及”呦!

      為何啟用消費券?

      可長期使用嗎?

      消費券可短期刺激消費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基於疫情防控需要,各地居家隔離和一眾行業延遲復工,對生產、服務性消費產生較大打擊,尤其是餐飲、住宿、文旅、出行等服務性消費行業受疫情影響較大。

      數據显示,1—2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20.5%,其中,商品零售下降17.6%。出行類商品零售額下滑明顯,限額以上單位汽車類和石油類商品同比分別下降37%和26.2%;餐飲收入大幅下降43.1%;限額以上住宿業客房收入下降近50%。

      通過發放消費券,以政府財政購買的方式變相給消費者打折讓利,可以激勵消費購買,提振消費動能,釋放有效社會需求,在一定時期內可以有效刺激消費,起到拉動經濟的作用。尤其是,隨着近年來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和貢獻率不斷凸顯,當此疫情防控初見成效和復產復工初啟之時,以發放消費券的方式拉動消費,刺激經濟增長,適逢其時。

      當然,發放消費券刺激消費,只是一時的手段,要實現經濟的長期發展,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疊加當前全球疫情防控形勢嚴峻的背景下,還需要綜合施策,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改革的協同發力,釋放發展紅利。

      另外,由於發放消費券,是通過財政補貼而非增發貨幣的方式刺激消費,因此不會導致市場上貨幣量增多,引起通貨膨脹。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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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停營業致退費糾紛頻現 預付卡有效期縮短成焦點

      北京各大商場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不少市民發現,家門口常消費的餐館、健身房、理髮店等受衝擊嚴重,有的仍處於停業狀態。“過年前辦的健身卡一直用不了,不知能否直接退款或延期,錢不能打水漂了呀!”市民胡女士有點着急。

      記者以消費者身份詢問了多家門店,發現對於預付卡能否延期或退卡,商家態度不一。對此,法律專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合同不能履行是不可抗力,雙方都不承擔違約責任,經營者收到的消費者預付款應全額退還。

      暫停營業致退費糾紛頻現

      胡女士去年辦了張游泳半年卡,可自打2月份開始,游泳館就沒開過門。“到現在近兩個月過去了,還沒有復工跡象。”胡女士說,“哪怕最近能開門營業,我也擔心會有交叉感染,這張卡豈不是白辦了嘛!”

      同樣煩惱的,還有年前一口氣充了3000元餐飲卡的黃先生。“現在餐館已經開門了,但家裡老人還是擔心,不讓我們出去吃飯,想要把充值卡退掉,商家卻一直遲遲不肯處理,只說在向上級協調請示。”市民黃先生感嘆道,之前充值時商家特別爽快,但現在提退款卻一拖再拖。

      記者在走訪中發現,疫情之下,預付式消費糾紛問題頻現,在美容美髮、運動健身以及教育培訓等領域尤其突出。從各地消協組織受理消費者投訴情況看,受疫情影響,大部分消費者被迫改變消費計劃,或者部分經營者無法正常提供服務,導致合同類糾紛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正當多位消費者遭遇退費難時,不少恢復營業的商家又在如火如荼地推銷各類花樣繁多的預付卡,試圖以相對較低的折扣價吸引顧客。“我手裡的這張美容預付卡還沒來得及用掉,客服又在微信上跟我推薦更多的優惠卡套餐,說價格合適可以囤着,我直接拒絕了。”市民王女士表示,自己最擔心門店撐不下去關張,“到時候別說退費,連人都找不到。”

      預付卡有效期縮短成焦點

      在調查中,多位市民表示,相比預付卡退費,疫情期間預付卡有效期被縮短成為波及大量消費者的糾紛焦點。

      “我在一個瑜伽館辦了瑜伽會員,直接繳了年費,疫情影響下,肯定近三個月去不了瑜伽館,但老闆只提在線免費直播瑜伽課,對會員有效期該不該延期避而不談。”剛畢業不久的屈女士稱,自己買瑜伽年卡花了14980元,如果不延期,相當於近4000元打了水漂。

      受疫情衝擊嚴重的美容美髮行業也出現同樣的情況。“樓下的連鎖美髮門店至今沒開業,買的燙染護理包有效期只剩下兩個月,還有12次,根本做不完。”王女士表示,當初辦卡時誰也沒想到會有持續這麼長時間的疫情,“等於預付卡的充值金額被狠狠打了折。”

      預付卡能否延期或退卡?目前商家態度不一。“我們也損失慘重。”一名連鎖美髮店的經理對記者表示,“如果燙染護理包所剩時間不多,可以再充一筆錢延期,肯定優惠幅度會比較大。”

      而一名瑜伽館的客服則告訴記者,目前會員卡均不能退費,但可以延期。不過,該名客服對具體延期多久含糊其辭。“從什麼時間段算起,可以免費延期多少天,均要根據政府部門的有關文件,以及集團最終具體商量結果來定,現在還說不好。”

      消費者維權要留存證據

      疫情之下,預付卡消費被“卡”該怎麼辦?對此,北京电子商務法治研究會會長邱寶昌表示,如果合同沒有履行,沒有實際發生,經營者收到消費者的預付款應該全額退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合同不能履行屬不可抗力,雙方都不承擔違約責任,如果經營者不退還,就是變相讓消費者承擔違約責任。”

      此外,根據合同法相關司法解釋,商家如果受疫情期間政府管制影響無法營業,屬情勢變更,也應適當調整原預付卡的有效期。

      記者注意到,儘管2012年出台的《單用途商業預付卡管理辦法(試行)》正式將單用途預付卡納入法律監管範圍, 但邱寶昌表示,現行的監管體系仍存在很多漏洞,比如未明確發卡企業的責任和義務、違約責任、消費者救濟途徑等,預付式消費法規亟待修訂完善。

      “消費者維權最大難點是證據的保存,消費者一定要有證據意識。”邱寶昌提醒稱,一旦消費關係發生了,履行合同義務的相關證據材料,簽訂的合同或者購物小票或對方的一些宣傳網頁、廣告宣傳等,都要保存好。“消費者實際生活中打官司打不贏,往往就是證據不充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中消協一再發文提醒消費者謹慎辦理預付卡,當前預付式消費糾紛追回損失非常困難。此外,中消協也特別提醒,疫情結束后,面臨資金緊張的經營者可能通過擴大發卡範圍、以較高折扣出售預付卡等方式吸引消費者,資金存管、服務質量和水平等方面均存在一定風險。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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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抓防控一手抓服務 我國正常診療秩序逐步恢復

      4月1日9時,北京市西城區居民嚴先生按照預約時間來到北京友誼醫院。在醫院入口排隊時,使用手機掃描二維碼,填寫篩查表,進入門診區域進行體溫篩查。他在消化內科門診取號,候診時間僅用8分鐘。

      看病掛號要預約,分時就診不扎堆,北京各級醫療機構正在有組織、有秩序地逐步恢復正常診療。醫院實行非急診全面預約掛號,除急診和發熱門診外,取消當日現場掛號,實行網絡、電話預約掛號,分時段就診精確到半個小時,減少了門診患者聚集,降低了疾病傳播風險。

      記者從國家衛健委獲悉,全國各地加快恢復正常醫療服務,滿足人民群眾基本醫療需求。根據本地區劃分的低風險、中風險、高風險等級,差異化推進醫療服務恢復工作。低風險地區全面恢復醫療服務,門急診、住院、手術、檢驗檢查等工作全面向患者提供;中風險地區穩妥有序恢復醫療服務,在採取必要防控措施的同時,逐步加大醫療服務保障力度;高風險地區在繼續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做好急重症患者和特殊群體醫療服務保障,根據疫情態勢恢復醫療服務。

      自3月23日零時起,北京市各區級定點醫療機構全面恢復日常醫療服務,新發新冠肺炎疑似和確診病例由市級定點醫院收治。按照分區分類、精準施策的原則,北京市堅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醫療服務,有序促進日常醫療服務開展。

      北京市衛健委新聞發言人高小俊介紹,北京市二、三級醫院正在有序擴展日常診療服務。根據監測,3月26日與3月19日相比,全市三級醫療機構門診人次增加7.7%,住院人次增加17.1%,住院手術人次增加85%,腫瘤患者住院化療人次增加24%。

      北京友誼醫院、北京同仁醫院、北京朝陽醫院等16家市屬醫院推出“快遞送药到家服務”。在門診看完病後,患者如果選擇該服務,藥品將通過快遞方式,直接從藥房寄送到家中。不僅包括中成藥和西藥,還包括中藥飲片、代煎藥等。

      上海市各市級醫院在普通門診全面恢復的基礎上,逐步恢復專家門診,住院、手術服務持續有序開展。3月17日—23日的門急診人次、出院人次和手術人次分別恢復到疫情前70%、65%和48%的水平,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門診量恢復到疫情前76%的水平。

      上海各級醫院在確保院感防控前提下,持續增加門診號源和開放床位,加快手術排期,實現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大力推進“互聯網+醫療”,落實分級診療,分類滿足患者就醫需求。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進一步落實延伸處方、長處方等便民利民舉措。

      截至3月30日,武漢市有62家醫院恢復正常醫療,涵蓋絕大多數規模較大的醫院。據統計,武漢同濟醫院每天透析的患者有120例,已超過去年同期數量;武漢協和醫院、中南醫院每天的手術有20餘台;湖北省婦幼保健院每天的分娩量達到70餘例。

      隨着疫情形勢好轉,國家衛健委指導湖北省和武漢市進一步開放床位,增加門診醫療服務,擴大醫療服務供給。國家衛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焦雅輝介紹,除武漢以外,根據風險等級不同,湖北省已有75個低風險市縣全面恢復正常醫療。

      國家衛健委有關負責人表示,各地區醫療機構要確保急診急救全天候開放。要採取切實有效措施,滿足需長期用藥(包括麻醉藥品、精神藥品等特殊藥品)、血液透析等特殊治療的慢性病患者,需定期放療、化療的血液、腫瘤等重大疾病患者,以及孕產婦、兒童、老年人、精神類疾病等特殊群體的醫療服務需求。對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按照規定開具12周以內的長期處方,由簽約的基層醫療機構進行管理。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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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鼓勵推行2.5天小長假 能否激發假日效應?

      隨着我國境內疫情防控向好態勢持續鞏固,多地陸續出台政策鼓勵居民外出增加消費。

      近期,江西、浙江和甘肅隴南等地提出鼓勵推行每周2.5天休假。其中,浙江和江西還計劃投放消費券和推出景區優惠等政策,進一步刺激文旅消費。

      3月19日,江西省發布《關於打好“組合拳”提振旅遊消費的通知》。根據通知,“組合拳”包括景區門票優惠、周末彈性作息、發行消費券等內容。其中,在周末彈性作息方面明確,各地各單位結合實際,優化工作安排,今年二季度試行周末2.5天彈性作息,積極引導幹部職工周末外出休閑度假。

      隨後,浙江省出台16項提振消費舉措,提出鼓勵實施一周4.5天彈性工作制,支持有條件的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落實帶薪休假制度。

      甘肅省隴南市也發文鼓勵2.5天休假消費,並明確每周五下午各行政事業單位在完成工作任務,安排好值班人員的情況下,可以鼓勵其餘職工休假旅遊。

      其實,“2.5天小長假”並非新嘗試。早在2015年8月份,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進一步促進旅遊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就提出,鼓勵彈性作息。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優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有利條件。此後,包括江蘇、河北、江西、重慶、甘肅、遼寧、安徽、陝西、貴州、福建、浙江和廣東等10多個省份陸續出台了鼓勵2.5天休假的意見。

      2.5天休假概念的提出,與提振消費需求高度相關,尤其是對沖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影響,鼓勵彈性休假,被視為刺激消費的一項重要舉措。中國人民大學一項關於休假制度對城鄉居民服務消費影響的研究显示,休假制度對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服務消費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促進作用,增加年休假天數和實行雙休制度,能夠促進城鄉居民人均服務消費增長。

      有專家指出,两天半假期將有利於提升民眾生活品質、拉動內需,進一步挖掘帶薪休假消費潛力。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長安認為,假期時間調整既是經濟社會發展客觀要求,也是保障勞動者權益的必要舉措。在疫情期間和疫情之後一段時期,允許企業適時適當調整勞動制度,根據自身經營狀況靈活決定用工政策,能夠讓靈活就業形式更加多樣化。在李長安看來,各地推行“2.5天小長假”,將會讓居民有更多時間休閑旅遊,這對於鼓勵消費、刺激內需有積極意義,同時也有益於落實彈性休假制度。

      不過,儘管“2.5天小長假”在過去幾年多次被提及,但執行起來卻顯得有些“雷聲大,雨點小”。記者注意到,雖然多數地區在政府部門推進落實錯峰休假制度,但在具體執行上卻停留在政策鼓勵層面。有網友直言,保證雙休尚屬難得,更何談2.5天休假?

      實際上,2.5天休假並非意味着假期延長。江西省明確,彈性作息減少的工作時間,通過延長其他工作日時長調劑補回。彈性作息的要求是鼓勵性和倡導性措施,並非強制性要求,也不是全省一刀切,各地各單位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自願執行,具體調休方式也是各單位決定。從用人單位角度來說,許多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受疫情影響,經營面臨困難,利潤減少,此時給予員工彈性休假,無疑將加重企業負擔。

      業界人士認為,想要彈性休假模式有效落地,主要在於如何調動各方積極性。李長安認為,實施“2.5天小長假”,首先要解決好職工基本休假權益問題,同時要積極探索實行“2.5天小長假”的可行辦法,需要企業合理安排工作進度和強度,建立職工科學輪崗制度,在保證用人單位正常運行前提下,“彈性作息”安排才會具備執行基礎。

      專家指出,當前疫情防控尚未結束,境外輸入壓力很大,推行2.5天小長假不宜操之過急,需要更長時間在小範圍內試點和探索。與此同時,以2.5天小長假的方式來提振消費,實際上對旅遊行業等供給側的基礎設施完善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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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國軍:七大原因致保險“理賠難” 打擊保險欺詐要用霹靂手段

      中國消費者報報道(記者裴瑩 聶國春)4月8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國軍做客《中國消費者報》和今日頭條財經頻道聯合推出的“消費熱點解讀”欄目,解讀保險消費熱點問題。

      銀保監會日前通報的2019年保險消費投訴總體情況显示,2019年總投訴量逾9萬件,消費者投訴反映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理賠和銷售兩方面。

      對於保險行業“理賠難”的問題,王國軍表示,“理賠難”是我國保險市場的一個痼疾,可以說治理“理賠難”之難,比“理賠難”本身還難。七大原因致保險“理賠難”,涉及保險產品相對複雜、各方理解有分歧,投保人和保險公司缺乏信任和理解的基礎,保險產品設計不規範,少數保險公司設置理賠障礙等。

      如何解決“理賠難”的問題?王國軍認為,應從多方面入手,比如投保人要掌握一些保險基本知識;監管部門要利用科技手段更有效地打擊保險欺詐,以嚴刑峻法和霹靂手段震懾欺詐者;規範保險公司的產品開發;保險公司要重視理賠人員的素質等。

      以下為微訪談實錄:

      中國消費者報:“理賠難”是很多人對保險業的固有印象之一,對此你怎麼看,是認知誤區還是行業的確存在這一問題?為什麼?

      王國軍:保險業“理賠難”的問題的確存在,否則保險監管部門也不會三令五申、大張旗鼓地治理“理賠難”了,“理賠難”是我國保險市場的一個痼疾,可以說治理“理賠難”之難,比“理賠難”本身還難。

      為什麼會有“理賠難”呢?因為中國保險業在“理賠難”方面集齊了“七顆龍珠”:

      一是在金融五業中,保險產品相對複雜。產品設計要雇傭的價格高昂的精算師才行;保險投資可能要有幾十年的久期;保險銷售更不簡單,如果能夠把一張保單銷售出去,賣別的東西估計就不算什麼了(當然剛入行時賣給爸媽和兄弟姐妹還是比較容易的,再往後就難了)。正是因為複雜,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一方和保險公司(保險人)一方對合同條款的理解常常會有分歧(比如病種的認定和除外責任的認定等),在理賠時,這些分歧都必須釐清才能完成理賠程序,而雙方達成一致的過程會有誤解和衝突,投保人一方就會覺得理賠並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樣一帆風順。

      二是保險欺詐是一個困擾保險業的長期問題,世界上每年都有投保人或受益人為了騙取保險金而殺害被保險人的惡性案例發生,都有被保險人燒毀承保車輛、房屋或損害保險其他標的的騙保行為,危害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了減少這樣的案件發生,降低保險欺詐得逞的概率,保險公司必須制定並遵守嚴格的理賠程序,有時候這會讓投保人一方覺得理賠有點難。

      三是我國的社會誠信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很多時候,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一方不信任保險公司。同樣,保險公司也不信任投保人。可是保險關係卻是由一紙合同維繫着的,理賠的時候,保險人經常覺得投保人一方有騙賠的嫌疑,而投保人一方總覺得保險公司是在故意刁難,雙方之間缺乏信任和理解的基礎。

      四是一些保險公司的產品設計不規範、不科學,模稜兩可,甚至故意設計陷阱,理賠的時候當然就更難了。

      五是極少數保險公司及理賠人員為降低理賠成本,設置理賠障礙,刁難投保人一方。有些保險公司的理賠人員素質低下,服務意識差,看人下菜碟,導致理賠難,糾紛多。

      六是在一些理賠案例中,簽單時營銷人員的過分熱情和理賠時理賠人員的過度冷淡形成鮮明對比,特別是存在承保時營銷人員許諾的、在保險共同中其實並不存在且理賠時肯定不會賠的情況下,理賠的難度可想而知。

      七是“理賠難”導致理賠難,當人們普遍覺得理賠難,被保險人去保險公司理賠的時候就先入為主地想驗證一下,抱着這種心態和成見,經常會把正常的程序和語言當成刁難,情緒不對,理賠可能真的就難了。

      解決“理賠難”的問題也需要從以上7個原因入手:

      一是投保人一方要掌握一些保險的基本知識,做一個聰明的保險消費者。

      二是監管部門和保險公司利用科技手段更有效地打擊保險欺詐,以嚴刑峻法和霹靂手段震懾欺詐者,防患於未然,而不是把反保險欺詐的期望都寄託到理賠環節上。

      三是加快完善社會誠信徵信體系,將社會徵信的數據用於保險理賠,對社會誠信度良好的消費者開“綠色通道”,將有誠信不良記錄的人拒之於門外。

      三是規範保險公司的產品開發,下架有陷阱和其他問題的保險產品,並對責任人和保險公司嚴厲處罰。

      五是保險公司應把理賠人員而不是營銷人員作為保險公司的門面,重視理賠人員的素質,培養優秀的理賠人員並提高其收入水平,要求理賠人員的笑臉要比營銷人員的笑臉更燦爛,服務更貼心。

      六是做好承保時的錄音錄像工作,最好理賠的時候也要求“雙錄”。此外,保險公司可以試試輪崗,讓承保的有機會幹干理賠;讓理賠的有機會做做承保,加強承保部門和理賠部門的交流。

      七是認真治理“理賠難”。

      中國消費者報:4S店捆綁銷售車險行為頻頻被投訴,商家的行為違反了哪些規定?該現象屢見不鮮的原因主要是什麼?

      王國軍:這個問題是個老大難的問題,它不但違反了《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也和保險監管部門的諸多部門規章相違背。這個問題有法律制度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市場供求的原因。當車輛(特別是一些熱門車型)供不應求或有優惠活動的時候,4S店的各種苛刻要求都會得到滿足,比如加價銷售,也包括搭售保險。但當車輛供過於求的時候,4S就沒有辦法強制搭售保險。這實際上更多的是一個市場供求中“願打願挨”的問題。終極解決的辦法是暢通車輛供銷渠道,讓4S店無法形成壟斷。

      中國消費者報:目前市場上有個人/機構將“全額退保”當成一門生意,聲稱可幫助保險消費者全額退保,並收取高額中介費用從中獲利。有地方銀保監局/保險協會發出提示,稱這類“全額退保”中存在惡意投訴、誘導保險消費者虛構事實等情況。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王國軍:把“全額退保”當成一盤生意的行為實在是太惡劣了,監管部門應聯合司法部門進行嚴厲打擊,對其中涉及的違法犯罪的行為絕不姑息。

      中國消費者報:互聯網保險去年再次增長,投訴量也是居高不下,怎麼看這個現象?

      王國軍:孩子在快速成長階段會犯很多錯誤,也正是這些錯誤使孩子成長和成熟。互聯網保險還是一個處於快速成長階段的新生事物,成長中難免有更多的磕磕碰碰,要求完全沒有磕碰,它也就長不大了。關鍵是保險行業和保險公司自己怎麼看待這些投訴,從善如流,認真對待每一筆投訴,知錯就改,吃一塹長一智,讓自己一天天變好,讓消費者滿意,是正確的態度。反之,遮掩和姑息自己的錯誤,天天在同一塊石頭上摔得頭破血流還自以為堅強,那就是作死了。

      中國消費者報:網絡互助成為近年來低收入人群保障的一大屏障,如目前相互寶的成員已超過1億。請問目前有哪些政策法規對此進行規範,消費者加入網絡互助應該注意些什麼?你對網絡互助有哪些政策建議?

      王國軍:直接規範網絡互助平台的法規好像沒見到,但與網絡互助平台撇清關係的倒是有幾個,比如,民政部2017年頒發的《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規範》和《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台基本管理規範》兩個文件明確了公開募捐信息不應該與商業籌款、商業捐款、網絡互助、個人籌資混同;原保監會2015年發布的《關於互助計劃等類保險活動的風險提示》,2016年發布的《關於開展以網絡互助計劃形式非法從事保險業務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和原中國保監會聯合14個部門印發的《互聯網保險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都是試圖與網絡互助平台劃清界限,防範消費誤導,防止過界經營。好在網絡互助平台有自己管自己的想法,2016年9家網絡互助平台共同簽署了《中國網絡互助行業自律公約》。

      消費者加入網絡互助平台的時候應注意加入的權利和義務,仔細研究一下各項條款。總體而言,網絡互助平台填補了一部分商業健康保險留下的空白,流量巨大,也幫助了很多人,功不可沒。它把原始狀態的保險互助機制和互聯網結合在一起,解決了相互保險規模狹小和管理透明度低的問題,是一種有着強大生命力的創新。建議網絡互助平台堅守初心,做好慈善互助事業,引入精算技術,提高管理水平。也許某一天它突然發現自己已經長成了一棵能夠庇護萬眾健康的參天大樹,成了商業保險的顛覆者。

    責任編輯:覃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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